文学艺术有共同的规律，应该有共同的要求，如“思想上精深，艺术上精湛”。至于具体到文学，又是文学中的长篇小说，似乎还应该有更具体的规则要求。据从第一届就参加了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评奖工作的蔡葵同志介绍，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提出来了。当年代表巴金老人具体主持评委会工作的是副主任张光年同志。初评工作开始就向他发出这样的疑问。他未当即回答，“先让我想一想”。过后，他讲了几条意见，取得了一致的共识。我是从第二届开始参加评委会的，在评委会上光年同志也发表了如蔡葵同志记忆的意见，同样取得了一致的赞同。其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反映时代”，“创造典型”。这并不是说短小的作品如短篇小说就不反映时代、创造典型。马上令人想到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篇幅不过五千来字，故事情节很简单，简单得像没有故事情节的速写，场景不过是江南“土场”上晚饭时刻，由于“皇帝坐了龙庭”、“要辫子”的传闻，在七斤一家和邻居间引起的不同态度议论的“风波”，小小的“杯中风波”。但从中透露折射出以剪辫子为标志的时代变革以及张勋复辟重大历史事件的信息和光影。作品中的人物面貌身影情态，也令人感到十分生动亲切。但对于那个时代及其重大历史事件来说，只能说是间接侧面的透露和折射。这些生动亲切的人物仅限于面貌情态的掠影，并没有展开人物性格的刻画，很难说哪个人物是典型。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相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明显的不同。辛亥革命在这里得到的虽然不是直接的却是正面的反映，反映了辛亥革命时代的社会、精神的面貌，以及辛亥革命本身的脆弱、不彻底。对于小说主人公阿Q，通过他的姓名籍贯无考，“优胜记略”、“从中兴到没路”、“革命”、“与不准革命”、“恋爱悲剧”、“生计问题”直到最后的所谓“大团圆”，对他坎坷曲折的一生，悲喜剧的命运，以及他独特的性格，作了深入的挖掘和多姿多彩的展开，成为蕴含丰富概括性极高的人物形象，为世人公认的典型。《阿Q正传》在字数上够不上我们所规定的长篇小说，却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巨制。有的称为长篇小说，如《镜花缘》，实际上是用小说形式写的传说奇闻，知识杂谈，从未列入长篇名著之内。《儒林外史》是优秀的讽刺小说，作为长篇小说，鲁迅认为“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注：《鲁迅全集》8卷182、347页。）可见字数和形式不是长篇小说最主要的条件。 把“反映时代”和“创造典型”分开来说，是为了语言表达上的方便。实际上在作品中两者血肉相连，水乳交融，分不开也不应该分开的。而且时代的社会风情和精神面貌，主要是通过主要人物的个人经历命运，人物间的关系纠葛而展现的。也就是说在创造典型人物的同时，也就自然地展现了社会环境和时代精神。景境随人物的行动展现，而不是作者从旁作静止的描写，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在这方面有杰出的艺术贡献，是我国长篇小说的优良传统。长篇小说《战争与人》、《白门柳》在这方面成就尤为突出，两者都是通过人物情节正面展现了各自所写的那个时代，前者如巨幅长卷，后者如多彩画面，都使人感到如身临其境，耳闻目见。而境与人，人物始终是聚合的焦点，反映时代的深度也主要体现在对人物刻画的深度上。如果说《白门柳》一、二卷里的时代画面还有些地域的局限和浮面，那是由于小说中主要人物黄宗羲的性格尚待在第三卷里充分展开和完成。不妨设想：如果没有阿Q这个深刻的典型人物，就不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立体面貌和纵深。这不能不回到一个老的命题上：所谓反映时代、创造典型，其实就是创造典型环境的典型性格。 对于恩格斯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为现实主义必须遵从的普遍创作原则，几年前报刊上曾有文章公开提出质疑。有的疑问：散文、抒情诗以及短篇小说这样一些形式的作品，怎能做得到呢？这质疑是有道理的。而对于长篇小说这一史诗的形式来说，则是不可怀疑的规则。恩格斯正是就长篇小说而言，并且以“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巴尔扎克为范例的。以往理论批评上“一个时代一个典型、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谬误，创作典型上的贴时代、阶级标签，并不是遵循恩格斯提出的这个原则的结果，而是没有真正了解或错误理解其本意的原因。 对于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误解，主要在对典型的误解上。恩格斯在1888年4月给马尔加丽塔·哈克纳斯的信中提出这一原则之前，在1885年11月写给敏·考茨基的信中，关于典型，可以说作了经典的定义。恩格斯并不是直接给典型作定义性的概括，而是结合对她的长篇小说《旧人与新人》的评价发表了关于典型的见解，信中是这样写的：“对于这两种环境里的人物（指的是“对盐场工人”和“对维也纳社交界”——引者），我认为您都用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给刻画出来了；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对于这段话正确理解的关键是黑格尔所说的“这个”。 “这个”即“这一个”（原文里是一个词）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美学》里都曾出现。《美学》一卷三章一小节中，举例荷马《伊里亚特》中青年英雄阿喀琉斯“多方面的性格”分析道：“这是一个人！高贵的人格的多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它的全部丰富性。”又列举书中其他人物性格说：“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或“每一个英雄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而是“每一个英雄都是许多性格特征的充满生气的总和”。虽然未直接用“这一个”的词，却是“这一个”的意思。 而在《精神现象学》里却直接用了“这一个”，而且用在第一章的标题中：“感性确定性；这一个和意谓”。虽然读来比较晦涩难懂，但基本意思是明确的，“感性确定”就是“这一个”的“意谓。”“在一切感性确定性里，如我们所看到的，真正来讲，只是这样的经验：即这一个是一个共相。”（重点号原有，下同）他进一步解释说：“我指我的感性确定性是一个‘这里’，而这个‘这里’又包含着许多别的这里，或者它本身就是‘这里’的一个单纯的集合体，换言之，它是一个共相。”他举盐为例，“盐是一个单纯的这里，并且同时又是多方面的，它是白的又是咸的，又有立方的形状，又有一定的重量等等。所有这些众多的特质都存在于这一个简单的这里。”用黑格尔的语言来概括上述的意见，即“这一个是一个共相”；“一个单纯的集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