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0年的第一个星期，来自全国文艺理论界和哲学界的数十名学者会集海南岛的丽湖水庄，参加了由海南大学文学院和《文艺研究》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现代性与文艺理论”研讨会。新世纪之初的这次研讨既是对百年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的一次回顾，又是在全球化趋势下对现代性问题及文艺理论问题的一个前瞻。中国100年来在政治、经济、 文化上对现代性的追求，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而从问题本身入手进行研究，提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问题及其文艺理论的现代性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当我们翻开一本新日历的时候，很难说我们已经进入了现代，除非我们能够与现时性建立起一种反思关系。现代性不只是一个术语，而更是我们的一种处境，这种处境从根本上规划着现代文艺理论的限度及可能的空间。面对现代性的充满矛盾的历程、复杂的本土经验与西方的影响，研讨会围绕着下面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论题一：“现代性”术语的语用区分 赵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对现代性进行了“多重阐释”：从波德莱尔开始的文艺现代性或美学现代性，从尼采开始的哲学现代性，从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开始的社会学现代性，并介绍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三次高潮。赵一凡认为：本雅明所说的“光晕”的消失，可作为现代艺术的标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没有了独一无二性和庄严性。艺术再也不是同传统而是与政治、经济状况发生关系。现代性意味着不再从传统中寻找规范，而是自定规范。但科学认知、道德实践、审美方式三种规范的互不协调与冲突，使现代主义成为“一项没有完成的工程”。——现代性已经死亡，但现代性的机构在加速增长、扩展。现代性遗留下来的是一种反思精神，一种中心消散的知识场，学科边界消融、知识交叉，文论在变为一种文化理论。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和历史意识，一种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与目的论的历史观，可称之为“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市侩主义。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是对它的彻底反抗，是否定的激情，是线性发展历史观的幻灭感。陶东风比较了西方与中国审美现代性诞生的不同条件，他认为：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自我质疑、自我反思、自我矛盾的复杂结构。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另一方面是对这个变迁所塑造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在文化与审美上的批判。这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张力。但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话语中，审美现代性一直处于未展开状态。陶东风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对现代性的反思是否存在“经验移置”的问题？他们是否把西方经验到的现代性症候当做了中国的问题？ 面对“现代性的经验”与“观念”之间的距离，陈家琪（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研究员）从我们感知和描述事物的方式出发，考察了我们所生活其中的传统之后的秩序。他认为，如果我们可以把现代性定义为“传统之后的秩序”，那么现代性乃至后现代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经验。这种经验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现代时空观念的重组，打乱了我们感知经验的方式，我们的经验不再依赖于自然秩序和习俗，而靠反思形成；二是我们通过现代传媒更多的受到间接经验的影响，而非老人的传统经验的积累与传递。这种现代性的经验变成了一个问题：从经验而来的观念变成了（传媒）有意灌输的东西，导致我们对符号、语言的不信任。语言不再反映现实，而是制造现实。问题是：在经验日益公众化的境况中，源始的个人经验如何被确立与描述？鲁萌（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研究员）提出的问题与之相近，怎样才能使我们的经验不致于消失于观念的覆盖？蒋原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现代性正是一种整体性话语，是一套可疑的有意识形态背景的话语。后现代主义是一种质疑的思想风格，是对现代主义元叙事的整体性与统一性的怀疑。 张志扬（海南大学社科中心研究员）把后现代称之为“第二次现代性”，据此，他提出了“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相对用神义作为正当性根据的“神义论”而言，第一次现代性对神义正当性的去魅，转向人性合理化的“人义论”，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张志扬认为：人“依据理性”所建立的本体论是神义论的人本化。人“依据身体”所建立的现代感觉主义则是最幽暗的欲望、冲动、色情对意义超世性的全面造反，但仍是将人的实在或属性本体论化。张志扬把人“依据语言”来规定或显示（思想）事实能在的限度作为第二次现代性的标志。它把第一次现代性的依托悬置起来了。第二次现代性即是对第一次现代所依据的基础的重审，又要力图解决第一次现代性所呈现的“现代性危机”，寻找“现代性完成”的可能性。张志扬认为：现代的叙事危机，既表现在“发现真理”的神话破灭后的全法性亏空，也表现在“自我创造”的合法性使每一种自我叙事都合法化而引起的合法性泛滥。同一的合法性亏空，分化的合法性泛滥，是“现代性危机”的两重意义。 论题二：西方文化的现代性问题 周宪（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认为：在前现代，艺术与社会的功能关系基本上是协调一致的，它具有教化、协同功能。传递文化道德与沟通情感联系的作用。而“审美现代性”则是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对社会具有尖锐的对抗性。作为经典存在的各种规范在现代艺术中失去了永恒性，转而追求多变、不确定、稍纵即逝的审美经验，“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和偶然”。他引证美国学者卡利奈斯库的话说：“在其最宽泛的意义上说，现代性乃是一系列对应的价值之间的不可调和对抗的反映：第一是资产阶级文明客观化的、从社会角度说可加以度量的时期；第二是个人的、主观的、想象的时期，是由‘自我’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期。后一种时期和自我的特征构成了文化现代性的基础。”周宪认为，“永恒和不变”虽然在艺术中消失了。却在日常生活领域获得了全胜。因此，现代艺术追求感性主义、个人主义、神秘主义、多变和短暂都可以视为对现代性的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