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为营生的人，有两种，一种是作家，一种是批评家。同是以文学为营生，创作与批评在文学领域中的价值与地位却相差甚殊。 里尔克在《致一位青年诗人的书简》中说：“艺术作品无比孤高，艺术评论简直涉及不到它的九牛一毛”。 倒不是非与作家争个高低输赢。如果真是这样，批评对于文学来说还有什么用。 二十世纪以来，情况似乎有了很大改变，文学批评界呈现一派空前繁荣的气象，形式批评、文本批评、符号批评、结构批评，推出了众多的主义和方法，推出了众多的名著和名家。有人统计，仅法国在1956年至1966年十年中，就出版文学批评著作7000余种，远远超过了诗集的出版，是小说出版量的一半。于是有人欢呼，“批评”成了文学艺术圣殿中的“第十位缪司”。我自己也曾这样欢呼过。冷静下来想一想，这“缪司”与那“缪司”应该是有着许多质地上的不同的。 二十世纪作为一个时代，是一个分析的时代，二十世纪的主流思潮，是科学主义的思潮，二十世纪的一个显著的时代特征是人们愈来愈趋向于实证，趋向于实用，趋向于操作，趋向于技术化，精确化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里，科学技术无比地耀眼眩目，文学艺术显得暗然无光。当艺术的价值一再遭到漠视，当艺术家的地位一再受到冷落，当艺术创造渐渐地失去了它的精神光芒的时候，充满科学意味充满操作色彩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却日益走俏走红。所谓“文学批评的缪司”，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加冕受封的。 我渴望文学批评成为与文学创造并肩比翼的缪司，但深深怀疑这所谓的第十位缪司其实是一个深刻的谬误。 由于世界的实在性总是被理解为科学技术的客观性和逻辑性，而现代社会的确又是以技术科学的手段而不是以艺术创作手法建造起来的，科学的尺度便成了至高无上的尺度，技术科学的客观性、确定性、逻辑性、分析性、可操作性就成了探测、解释一切事物和现象的标准，包括对于文学和艺术现象的解释。已经有人指出，这是我们时代的“混乱”或“绝望”。 或许应当重申，艺术是别一种世界，精神是另一种实在，艺术，作为精神活动应当有自己独特的空间和尺度。 黑格尔曾经强调过：艺术美，既不是逻辑的理念，也不是自然的理念，而是属于精神的领域。 与黑格尔的哲学思路迥向差异，而且在自然哲学、语言哲学中持逻辑实证主义的维特根斯坦，在美学领域却坚持维护神秘主义：“宇宙没有什么秘密，艺术则有一些神秘”。科学，或科学主义的态度对于解开审美领域的奥秘是无能为力的。他说：“对神秘东西的本能追求来自我们的愿望未能通过科学来满足。我们感到甚至当所有可能有的科学问题都得到了回答，我们的问题还全然不曾触及。”维特根斯坦预告，面对这样一个“神秘的领域”，任何人也休想建造起一个“思想上的共同体”。具体到文艺心理学，他认为：“如果说我们借助于心理实验将能理解艺术的一切神秘，这是一个极其粗劣的想法”。 热衷于在艺术中寻求认识真理的伽达默尔，在他经过费工浩繁的大量寻求之后，依然得出了“艺术真理”是不同于“科学真理”的另一种“真理”，概念性的认识在审美观照中并不重要。 还有一位著名的量子物理专家玻恩，也曾反对过试图从艺术中寻求“思想共同体”的作法，他反对用数学的原理去解释巴赫的某首赋格曲：“对此，我要坚决地说个‘不’字！巴赫的赋格曲属于另外一个疆域，在那里有另外一些观念在起作用；其实，这些所谓观念从其本性来说并不是什么观念，而是对我的灵魂的直接震撼，它是美，是伟大。对于这类事物，科学的客观性显然是不适用的，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 文学批评的科学化，在我看来，意味着科学对艺术的征服，无论是从必要性上或是从可能性上，都是值得怀疑的。 我的朋友潘凯雄、蒋原伦、贺绍俊撰写了一部题为《文学批评学》的书。这部书突出地表现了他们试图使文学批评“科学化”的努力。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应当接受“科学思维的滋养”，保持与文学创作的对峙，坚持“精密解析”的方法，走学院派的路子。这大约也是当今文学批评的主流。我曾经明确表示过，我与他们所持的这种批评观念有很大的差异，我说过我更看重文学批评中的情绪交流、心灵沟通、意义的再创造，更看重批评活动中的感悟和直觉，信念和信仰，想象和憧憬，即更看重批评在文学现象中的精神活动，倾心于批评如何走向始终无解的迢迢天路，而不愿意看到它如何返回文学创造的单一、明晰的原初质点。总之，我更看重的是文学作品中处于语言之外的、结构之外的、文本之外的、法则与逻辑之外的那些东西，那是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 也许，在文学批评的天地里，由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语言学哺育出来的形式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已经构筑起它们的一座座山峦，一片片大海。它们自信已经能够将社会、历史、主体、心灵在语言的解析中的消解殆尽，但我仍然相信，“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个蓝精灵”，那就是艺术的奥秘和人类精神的底蕴。迄今为至，我们的文学批评还缺少这样一个层面，或仍然在有意无意地忽视这样一个层面的存在。 社会学的文学批评，把文学看作社会文化历史的形象反映，把以政治、经济为主的诸种社会关系看作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把文学的社会效益看作文学价值的评判尺度，把作家看作某一社会群体或党派的代言人，社会学批评显然是外指向的，它把批评的目光投注在文学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上，它要求文学批评符合生活的逻辑，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