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编书之风日盛。一编者送来一文选，皇皇三百万言，分作家卷、学者卷、艺术家卷，共八大本。我问，“何不见有政治家卷？”问过之后，我不由得回视书架，但见各种散文集，探头伸脖，挤挤擦擦，立于架上，其分集命名有山水、咏物、品酒、赏花、四季、旅游等，只一个“情”字便又分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师生情等等，恨不能把七情六欲、一天二十四小时、天下三百六十景都掰开揉碎，一个颗粒名为一集。“选家”既是一种职业，当然要尽量开出最多最全的名目，标新立异，务求不漏，这也是一种尽职。但是，既然这样全，以人而分，歌者、舞者、学者、画者都可立卷，以题材而分，饮酒赏月，卿卿我我，都可成书，而政治大家之作，惊天动地之事，评人说史之论，反倒见弃，岂不怪哉？如果把文学艺术看作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与政治上纲挂线，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当然不对。但是如果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题材排除在写作之外，敬而远之，甚至鄙而远之，也不对。 政治者，天下大事也。大题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见少，必定导致文学的衰落。什么事能激励最大多数的人？只有当时当势最大之事，只有万千人利益共存共在之事，众目所注，万念归一，其事成而社会民族喜，其事败而社会民族悲。近百年来，诸如抗日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人帮”的覆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香港回归等，都是社会大事，都是政治，无一不牵动万众，激动人心。 夫人心之动，一则因利，二则因情。利之所在，情必所钟。于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国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只有政治大事才能触发一个国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君不见延安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炬游行，1949年共和国成立庆典上的万众欢呼雷鸣，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怒斥“四人帮”的黑纱白花和汪洋诗海，香港回归全球所有华人的普天同庆，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一事所共，一理同心，万民之情自然地集中爆发与流露。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能够使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便是许多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以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他们有各自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涵蕴政治。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他们是各有互补，不能绝然分开的。 但是，目前政治题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较少。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对政治的偏见和疏远。由于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搞空头政治，又由于这空头政治曾妨碍了文学艺术的规律，影响了创作的繁荣。更有的作家曾在政治运动中受整，身心有创伤，于是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政治与文学是对立的，转而从事远离政治的纯文学。确实有些文学离开政治也能生存，也有自身存在的美学价值。许多没有政治内容或政治内容很稀薄的山水诗文、人情人性的诗文不是存在下来了吗？但这并不能得出另一极端的结论：文学排斥政治。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关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无花之叶为叶，有花之叶岂不更美？如果政治和文学相得益彰互相尊重，不就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珠联璧合了吗？事实上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过去一些“左”的做法和“左”的创作思想、创作模式已经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不能走到另一极端。我们曾经历过“文革”时期什么都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弄得文学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作品中多是花草闲情，难见大情、大理，也同样平淡无味。如杜甫所言“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事实是，每一个百姓都从来没有离开政治，作家也一天没有离开政治。上述谈到的近百年内的几件大事，凡我们年龄所及赶上了的，哪个人没有积极参与，没有报以非常之关切呢？我们现在政治的民主空气比之前几十年是大大进步了。我们应该从余悸和偏见（主要是偏见）中走出来，重新调整一下我们认识中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二是作家把握政治与文学间转换的功夫尚差。政治固然是激动人心的，开会时激动，游行庆祝时激动，但是照搬到文学上，常常要杀风景。如鲁迅所批评的标语口号式诗歌。正像科普作家要把握科学逻辑思维与文学形象思维间的转换一样，作家也要能把握政治思想与文学审美间的转换，才能达到内容与艺术的统一。这确实是一道难题。它要求作家一要有政治阅历，二要有思想深度，三要有文学技巧。江泽民同志在新时期又提醒我们要讲政治，对作家来说首先要有从政治上看问题的高度。要积极大胆地去写大事。这种政治题材的文章可由政治家来写，也可由作家来写，正如科普作品可由科学家写，也可由作家来写。中国文学有一个好传统，特别是散文；常保存有最重要的政治内容。中国古代的官吏先读书后为士，先为士后为官。他们要先过文章写作关。因此一旦为政，阅历激荡于胸，思想酝酿于心，便常发而为文，言大理，抒大情，是为政治家之文。如古代《过秦论》、《出师表》、《岳阳楼记》，近代林觉民《与妻书》、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现代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别了，司徒雷登》及陶铸《松树的风格》等许多论文。我们不能要求现在所有的为官为政者都能写一手好文章，但是也不是我们所有的官员都没有一个人能写出好文章。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去写政治，但是也不能都去回避政治。至少我们在创作导向上要提倡写大事、大情、大理，写一点有磅礴正气、党心民情的黄钟大吕式的文章。要注意发现一批这样的作者，选一些这类文章，出点选本。我们不少的业余作者，不弄文学也罢，一弄文学，回避大事、大情、大理，而追小情小景，求琐细，求惆怅，求朦胧。已故老作家冯牧先生曾批评说，便是换一块尿布也能写他三千字。对一般作家来说，他们深谙文学规律，文学技巧，但时势所限，环境所限，常缺少政治阅历，缺少经大事临大难的生活，亦乏有国运系心、重责在身的煎熬之感，技有余而情不足。所以大文章就凤毛麟角了。但历史，文学史，就是这样残酷，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留下的只有凤毛麟角，余皆大都要淹到尘埃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