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6）05 —0036—03 一、关于底层 所谓社会底层，大抵可视为弱势群体的另外一个说法。两个术语都是社会学的概念，底层是从结构着眼，弱势更有道德同情的意味。所谓底层叙事，不过是“关注弱势群体”这一口号在文学界的新说法而已。 学界公认，中国社会在剧烈变迁中已经形成新的阶层结构。这个新的社会结构至少有三个层次：底层、中层和上层（或高层）。需要指出，在出现阶层结构说之前，传媒中已经有三种精英集团的流行说法：中国社会是由所谓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构成的集团来统治或控制的。一般来说，这三个精英集团是重合互渗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绝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是经济上的穷光蛋；经济精英染指政治，具有相当政治地位，从而成为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如企业家进入政协、人大）也是普遍的事实；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绝大多数不是文化白痴，至少他们具有附庸风雅的实力，用金钱购买文化品位和文化地位更是常见现象。在这个精英集团之下就是所谓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再往下，自然就是广义的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了。从概念发生过程看，最晚出的“底层”这个术语，突显了社会急剧分化后出现庞大贫困人口或弱势群体这个严峻事实。底层民众处于三重的贫困中：经济贫困、政治权利缺失和文化权利空白——他们基本没有表达自己愿望的能力和手段，文化权力空白说到底也是政治权力缺失的表现。 二、底层叙事之现状 文学界人士出于关注弱势群体或底层社会的责任心，适时提出底层叙事的问题，未尝没有正面的意义。 可是讨论底层叙事成为一个热点后，却颇受人诟病。面对底层社会的困境，无论政府还是社会，也无论学者还是作家，迫切需要的不是学术探讨，而是行动。当然，对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社会治理或救助需要理性思维的指导，需要对问题进行深入仔细的研究，在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后，采取合理的行动，不能凭感情冲动办事。对学者尤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他们的调查研究就是行动本身，只不过这样的研究是田野调查性质的，就如同《黄河边上中国》等著作的作者们所作的那样。 对于作家来说，底层的状况究竟是应该像《中国农民调查》那样，去乡村观察、感受、了解、调查呢，还是坐在书斋里去揣摩想象？诚然，作家不能以直接的朴素的调查报告为满足，他有自己独特的“叙事伦理”，他要诉诸情感和想象，最终要写出具有独特价值的艺术作品。这都没有错。 但底层是如何被想象、被叙述的？这也不需要作纯粹的理论探讨，看事实最清楚。莫言、贾平凹写的是农村的底层，余华写的是小城镇的底层，残雪写的则是大城市小市民聚居区的底层。类似作家作品，保守估计，可以占到当代小说的一半以上。很显然，我们一般不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就是所谓的底层叙事。因为第一，贾平凹、余华、莫言这类作家，是在拿底层的酒杯，浇自己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块垒。他们可能出身底层，但早已脱离底层而进入了中层乃至上层社会，贾平凹不在底层的商州而在西安，余华不在底层的海盐而在北京，莫言不在底层的高密东北乡也在北京。正如人民之子经常是政客作秀的面具一样，以农民之子自居的人早已不是农民。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感觉、情感、想象、趣味、理想早已远离底层民众。第二，顺理成章，他们从主观上就不是为底层民众写作的，他们的目标读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是文学界的专业人士，或者就是国外读者，甚至干脆就是为着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写的。第三，退一步说，即使他们主观上有为底层写作的真诚愿望，但效果是否如何还不能肯定。因为底层民众可能更愿意看二人转、故事会、赵本山式的小品、英达式的情景喜剧，而非上述作家的长篇小说。农民的儿子们可能懂得农民的心——农村出身的作家们一般都是如此认为的——但农民们是否懂得或认同作家的心，就很难说了。 三、底层叙事的内在矛盾 底层叙事成为一个学院派批评家热衷讨论的问题，其出发点如前所说，是试图以文学理论批评的方式，透过对相应文学现象的分析评价，来体现对弱势群体底层民众的关怀。由此可以设想，站在批评家的立场上看，底层叙事起码应满足以下要求：（1）必须真实表现底层民众的生活；（2）必须传达底层民众的心声；（3）以上两点在叙事中是否实现，不能由作家说了算，也不能由批评家来评判，而应该由底层民众自己来判断，否则就很可疑。但如果按这样的要求去努力，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事与愿违。纯文学意义上的底层叙事很可能被证明是虚妄的空言。 首先，底层生活五色杂陈，光怪陆离。既有洪战辉那样的“感动中国”的人物，也有赵铁林用镜头记录的妓女；既有都市里拿不到工资，孤苦无告的农民工的底层，也有乡下赌博、买彩票、吸毒、偷盗的农民底层。作家如何选择就是个问题。一个作家以其有限的选择和叙事范围，如何敢于宣称自己就是底层叙事？你选择了歌颂善，将置恶于何地？你要大力鞭挞恶，善又将在何处体现？假定作家的叙事是百科全书式的，态度公允的，全面、深刻、生动地展现了底层生活（又假定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可以作为代表），但底层民众是否买账？迄今为止，我没有看见底层人士对这类作品的评价。如果他们不买账，甚至干脆就没钱买小说读，那么这样的作品就有徒有底层叙事之名，而实为文化精英的自我表演。或者说，底层的生活只是作家自己从事文学艺术活动的素材，就如同无数画家去西藏写生一样，他们以底层社会为描写对象，满足了自己的灵魂渴望和艺术追求，但这些作品与西藏民众的生活没有关系。因为藏族同胞根本不知道这些画作的存在，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为这些画作的存在而有任何的改良或改善。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朴素的底层不过是打扮作家政治正确、道德高尚、态度严肃，艺术高妙的装饰物罢了。如果抛开这种明显偏颇的道德审判，径直承认这样的作品也自有其不容否定的艺术和审美价值，那么给它们贴上底层叙事的标签，岂不是多此一举，自欺欺人？如果底层叙事的概念因此而能成立，则杜甫将成底层叙事之鼻祖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