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在总体性的历史特征方面显得暧昧不清。当然,“总体性”和“历史特征”这种说法,现在受到反本质主义者的怀疑。现在我们姑且不扮演反本质主义者的角色,而是本着对历史依然怀有某种本体论的梦想,试图从整体上去把握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总体特征——就此而言,很显然,人们无法找到相对完整的历史地形图。九十年代给人的印象是那么的庞杂而自相矛盾。从一个角度来看,它意志消沉,无所作为;而从另方面来看,它又热闹非凡,每天都有节目上演。从各种名目的“新……”(“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新都市”、“新乡土”……等等)就可以看出人们对变异有多么急切的渴望。但这一切都转瞬即逝,人们急于命名,抛出了一大群的能指,却永远俘获不住确切的所指。陈思和说,这是无名的时代。越是无名,人们越发焦灼,越发表现出对命名的酷爱。一种对命名的命名,一种关于命名的命名,也就是说命名本身构成了我们的文化的“物自体”。命名的过剩和过剩的命名,堆积起当代思想前沿假想的精神堡垒。现在的前沿卫士也像加缪的西绪弗斯一样努力向思想的山顶推动概念的巨石,但不是现代主义式的悲壮,而只是无可奈何和无所事事(避免下岗的危险)。轰轰烈烈却无所作为,这就是当今的文化现实。 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现状?仅仅拒斥它或贬抑它,在理论上既不充分,也不能解决问题。所有局部的命名都陷入困境,这说明这个时期在总体性上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异。现在,也许不得不从总体上去认识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当然,这种总体性已经很难在本质主义的基础上加以论证,也就是说,这种总体性的确认本身就是对本质主义的否决。因此,我设想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现实进入了一个“仿真”的历史阶段。“仿真”这一概念要表述的正是本质丧失的历史特征。相比较起八十年代初期和后期,九十年代的文学现实处在表象的堆积过程,人们既然抓不住历史本质,那又为什么一定要给历史以本质呢?本质的有限性和相对性就已经表明了本质存在基础的危机。“仿真”作为这个时代的总体性特征,它本身是对历史总体性的一种否决。这就是仿真的特殊意义,它是反总体性的一种总体性。在我看来,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历经了从“现实”到“虚构”,再到九十年代的“仿真”这种历史变动。现实——虚构——仿真,这样一种历史运行的结构性描述,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时期的总体性特征。本文试图提示一种历史变动的精神轮廓,目的是加深对这个时期的总体性理解。 从现实到虚构:现实潜本文的位移 不管从哪方面来看,八十年代初期是中国文学无法重复的辉煌时代。文学及时表达了时代的愿望,聚合了人们的感情,把人们推向思想解放运动的前沿。文学叙事就是人们的直接经验,也就是人们置身于其中的历史和现实。只要想一想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王蒙的《春之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等。实际上这个名单可以把那个时期所有知名的作品列上。这些作品被认为贯穿了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同时人们也以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展开阐释实践。文学之所以可以取得如此热烈的轰动效应,是因为文学叙事被看成现实的直接反映。“真实地反映现实”和“反映真实的现实”,这就是那个时期文学成功的秘诀。人们凭直接经验就可以判断文学作品是好是坏,而那个时期人们的分歧实际上个体差异并不大,主要依据“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基本的政治立场来判定,就可以得出总体的结论。从这里我们可以作出简要的推论:1.八十年代初期在文学上是一个崇尚现实主义的时期;2.现实主义文学经常或总是被当作现实本身来对待;3.“现实”具有时代的共性特征,也就是说,人们享有一个共同的现实;4.因而,现实具有无可争议的真理性。这些推论不过是老生常谈,一些关于当代文学史或文学原理的基本常识。问题就在这里,这些常识背后的东西是人们长期忽视的思想盲区。常识是我们讨论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如果八十年代上半期在文学上是一个崇尚“现实”的时代,这样一种判断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后面的推论才有可能展开。 对于当代中国文学来说,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文学创作方法,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现实主义认为文学应该而且可以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现实主义是如何长时期在审美领域取得文化霸权地位的,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说“霸权”(hegemony),亦即主导权或领导权,这与那种绝对压制性的集权力量是不同的,文化霸权是通过意识形态策略,通过一系列的谈判、沟通和协调,才起到令人信服的支配作用。如果认为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一开始就是至高无上的,这肯定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现实主义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势下在中国酝酿而成,从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逐步上升为主导的意识形态,确立它的审美霸权地位。就其历史动因来说,它是中国现代以来的“现代性”规划在文化上的直接表征。去探究这个复杂的形成过程,非本文力所能及〔1〕。 本文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就确定在现实主义已经作为一种审美霸权(领导权)长期在起支配作用这一历史前提。文学共同体对此达成共识,认同它的一系列美学规则,因而以这样一种世界观哲学去创作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