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文化语境和世界文学格局的背景之下，民族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已经无法保持内闭式的姿态和自在性的品格，就价值尺度而言，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两大基本范畴已经达到密不可分的地步，考虑问题的思路和角度总得兼及双方。于是，当我们站在世纪机遇和挑战的位置时，如何使民族文学强盛以及选择理想的发展形态，就成为文艺理论工作者的迫切性话题。本文提出一种“万向自转模式”，并在展开讨论的过程中揭示其问题背景和知识指向，目的就在于为民族文学的理想选择形态提供学理性的参照。 概念：意旨和背景 万向自转模式，可以设定为世界文学格局中文化移动的一种范式。所谓“万向”，是指民族文化作为动态系统，既不受“一极”的牵引，亦不处“多极”的抗衡，其文化吸附与文化辐射均有其方位自由性；所谓“自转”，是指民族的精神个体性得以有效确立，民族文学一定程度上逃脱了纵向牵引之累与横向制约之苦，从而既自然而然地满足民族精神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又承诺着世界“公共的财产”（马克思语）的创造要求。与其它范式一样，万向自转模式也有它的古典形态和现代形态，而且一个民族的文学发展构想，在作这种选择时，必须充分地考虑到该民族的传统历史、当下境遇以及民族系统本身的方方面面。 在古典形态里，由于封闭的文化系统只能在一定的区域之内发挥其功能，所以相对于纯粹的异质文化而言，它只能严格恪守“平行发展”的文化生长原则，因而对确定的个别民族而言，这种文化生长被称作为“独立发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长，可以在“独立发明”的文化规则下得以实现，这不仅为昔日古希腊文学、中国文学、印度文学和埃及文学的辉煌所证明，而且也为后来很多相对封闭的民族文学所证明。冰岛文学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例子。日耳曼部落的一部分迁徙到隔绝大陆的冰岛之后，就几乎与欧洲大陆文学断绝了直接交流，于是北欧神话的一个重要分支——冰岛神话，就这样在十分恶劣的自然生存环境和人文交流环境中生长并形成“传统”，它有“被称为‘史嘉尔德’的吟游诗人，其社会地位颇高，他们能自由洗炼地运用种种复杂的直喻和隐喻，而且与时俱增”〔1〕。正是由于这种传统的延伸，到12世纪末13 世纪初，才能产生冰岛文学史上的诗坛巨匠斯诺瑞·史托尔森，并撰成后来影响整个欧洲文学的《诗学》（或称“爱达”）。诚然，基督教文化思潮后来对冰岛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但冰岛文学的辉煌早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就已具有。与世隔绝的冰岛，竟然能有独立体系的民族文学史，而且其厚重的传统绵亘不绝，至20世纪尚能佑护其产生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哈多尔·奇里扬·拉克斯奈斯，瑞典皇家学院的申述理由恰恰也就是“因为他写了恢复冰岛古代史诗的伟大艺术的华丽辉煌的作品”〔2〕，这一评语本身当不乏文学史家的深思之处。 在现代形态里，由于系统已经不能不呈现开放的姿态，所以对于一个能够万向自转的民族而言，就一定既具有高度的“民族主体性”，又具有阔大的“世界涵化性”。一个现代民族的文学发展，完全可以在世界性文化吸附的背景前提下，建构自身的文化精神和文学表达方式，从而代表着民族去创造出世界普遍享有的“公共的财产”，获得先惠益民族后福荫世界的特有文化进展。对此，拉美爆炸文学及其代表性作家加夫利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世界文学威慑力量的拉美民族文学思潮，无疑可以给我们的学理探讨提供一个当代典范。当代拉美作家实际上并没有作为直接依托的厚重文学传统，有的只是深刻的现实矛盾以及民族“独立”指向的真切体验，于是拉美作家就在这种“长”“短”不均的处境中构思民族文学的世界言说权力，只要能够达到世界文学的成果创造水准，过程和条件是任意选择的，并且所有的“任意”都严格规范在拉美民族独立和追求世界公正秩序的主旨精神原则之内。对于马尔克斯来说，印第安神话的文学传统尽管力量如安泰的大地，但是他没有陷入保守主义和民族狭隘主义的作茧自缚，而是走出印第安去采纳乔伊斯、卡夫卡或福克纳。他在他们那里找到了文本的现代性技巧，抛弃了他们的精神萎缩情绪，所以马尔克斯在接受西方现代派的时候，首先就已经打破了其整体性存在。他获得了“任意”的自由，并且又天才地旁顾了阿拉伯民间文学的“诗性”力量，而这种力量常常为现代派作品所严重缺乏，因而就恰到好处地从阿拉伯文学中“拿来”了自身当下急需的财富。“任意”和“确定”的双向自由，便孕育了当代拉美的爆炸文学精神，一种20世纪境遇下的民族生存审美表达方式。 之所以用“万向自转”来作为一种理想形态的命名，乃是因为前此已经使用过“单向牵引”和“双向互动”两个名称。前者描述在殖民主义的文化形态下，一种民族文学完全在消极和被动的文化境遇中模仿另一种民族文学，直接把异域文学传统简单地袭用为当下的追求范式，甚至将强权位置的民族文学看成是世界文学的范本。后者描述在均等的文化交往关系中，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由此而有新质滋生，但却又未达到世界目标追求的更高境界，仍处于民族文学发展的自然递进阶段，而且其所涉及的影响面也带有极大的区域文化限制。但是世界文学时代的民族文学追求则显然不同，其伸延面自觉地指向世界各民族文学，其存在品格体现为主体性的强大和开放面的无限性，是民族利益立场和世界利益原则的高度统一。当然，作为理想形态，它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是终极性的事实，而是现实性的过程，存在于我们的追求之中而又远远不是完全实现了的已然之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