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20世纪文艺史，不管你站在哪个角度，都不难看到一条若隐若现的脉线，那就是文艺家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样一个愿望：让文艺走向老百姓。作为政治家和革命家，作为一个党和一个国家的领袖，同时也作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叶文艺进程的一个文化人，毛泽东甚至把这个愿望上升到了一种终生索求的文化理想。 让文艺走向老百姓，如果用专业的术语来表示，可以有多种说法，比如说是大众文艺，比如说是民间文艺，比如说是通俗文艺。细分起来，这三种说法自然内含有别。大众文艺主要是指文艺的创作和接受主体而言；民间文艺主要指文艺素材的源流原型而言；通俗文艺则主要指作品内在的风格气质。这当中，要实现走向老百姓这个愿望，包容最广、要求最高的，恐怕是“通俗文艺”这个概括了。 毛泽东一生谈论这个话题，未必有什么严格的话语界定，他常常使用的概念，是大众文艺，但如果归诸通俗文艺的范畴，想来不谬。说毛泽东一生索求这一文化理想，自然要从他早年谈起。 一 和那个时代的青少年一样，毛泽东无例外是从四书五经里接受文化启蒙的，同样也无例外地承应着乡间民俗文化的薰染。据说，1901年满八岁那年，他在外婆家过年时，碰上耍狮子的，受到群体娱乐氛围的感染，禁不住说了几句顺口溜：“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几句家常的“口头文学”，倒也道出乡村少儿在年节时的欢快心态。 他后来说，对那些蒙学书籍，当时“背得，可是不懂”。不懂，自然也是要相信孔夫子的权威，尽管这个年龄的孩子对经书很难有特别亲近的感觉，甚至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和对待“经书”的态度正好相反，在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后，他的主要兴趣是看中国古代小说，特别爱读《精忠说岳》、《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这类历史演义和神话传奇，并常和小伙伴乃至村里好古的老人们互相讲述。他当时引以为自豪的是，这方面的故事，他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这种选择，对喜好幻想的乡村少年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那些故事曲折、形象生动的演义和魔幻作品，能把他们带向自己的天性所需要的空间里去。比较特别的地方，用他后来的话来说，是特别喜欢“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并以内心体会的形式表达了他生平第一次文学批评观点：这些故事的主角之所以都是帝王将相或知识分子，农民只是跑龙套，原因是前者拥有土地，农民没有土地。这种“从下往上看”的文化视野及欣赏偏好，一直到17岁离开韶山到湘乡东山新式小学堂读书时，也还溢于言表。他甚至对小伙伴们发誓，长大以后要为农民写书。 接着他去了省城长沙接受师范教育，所挟带的，仍然是抹不去的民间文化痕迹。作为师范生的两次“游学”（实则扮着身无分文的“文化乞丐”走乡串村），多少可视为有意识的“采风”之举；作为师范生，他主持工人夜校，在1917年就用了地地道道的俗语白话来张贴招生启示。稍后，当他采用其平民大众的立场来审视方兴未艾的五四新文艺和文化革新运动局面的时候，却得出了一个同当时的文化界名流大不相同且不容乐观的评价。他说：“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湖南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眼里、耳里随便见闻过几个新鲜名词，不能说即是一种学问，更不能说我懂得新文化，尤其不能说湖南已有了新文化。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1〕结论是再明显不过：真正的下层人如果不理解、不接受， 就不可能有什么新文艺和新文化。看得出，毛泽东这时的文化思路，已渐渐脱离开五四时期一般文化人的范围，朝着他心目中的平民大众靠近。这是他后来追求的大目标。 怎样才能接近这个目标呢？毛泽东认为，没有新文化，是因为没有新材料和新研究。于是，建党前后，他花大力气做的一件事，就是创办文化书社，向大众传播他认为是新材料的书籍。他还利用自己同新闻界的关系，登了一些变相的卖书广告。从他历次的介绍来看，书社经营的畅销之作，除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新潮》以外，就是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文学方面，他特意推荐了《新标点水浒》、《尝试集》（胡适）、《胡适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传》、《欧洲文学史》、《三叶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俄罗斯名家小说》、《周作人译点滴》等。其中，《晨报小说第一集》卖了200 本，《托尔斯泰传》卖了100本，《新标点儒林外史》卖了140部，《新标点水浒》卖了100部，《胡适短篇小说》卖了130本，胡适新诗《尝试集》卖了140本。 对这些当时的“畅销书”，毛泽东虽未必每本都读过，但大多由他进货，其中自然渗透了他根据读者的需求所作的选择。尚可一提的是，新标点的《水浒》和《儒林外史》这样传统的通俗小说，也作为“新材料”被推荐了。这类作品，是后来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的汪原放搞的。当时，汪原放在叔叔的亚东书局里帮忙，他觉得中国的古典小说没有标点，有的甚至不分段落，读者看时十分吃力，便开始作分段标点的工作。这个作法深得陈独秀赞许，由他出面请胡适作序。1920年8月，就在毛泽东筹备文化书社的时候， 由陈独秀作《水浒新叙》，胡适作《水浒传考证》、汪原放分段标点的《水浒》在亚东正式发行了。没想到发行情况极好，接着汪原放又标点出版了《儒林外史》、《红楼梦》、《西游记》等10多部小说。鲁迅曾称道说：汪原放的“标点和校正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