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意义上作为总名的“文学”是新兴术语，其内涵主要来自西方，在晚清中国其名义尚未得到明确宣阐。在20世纪初，体制层面上的国族文化建制活动业已发动，大体以壬寅—癸卯学制为标志，设置所谓“文学科”。虽然张之洞等老派学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竭力维持传统“文学”意涵，但借由西来的范型和影响，已使“文学”无可避免地发生转义，并在社会上得到少数精英的呼应。比如在王国维那里，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字”与图画、音乐、雕刻、书法等一起同属于美术，其《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1905年)感慨传统文学地位的卑下和不独立，鼓吹应当树立美术之“神圣之位置”。其后《文学小言》和《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年)则直接使用“文学”一词，其内涵所指已与现代观念无大差别，《人间嗜好之研究》(1907年)并列使用“文学”与“美术”，认为“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是“成人之精神的游戏”。王氏使用新学语，张扬“文学”新内涵，在当时立论孤峻，出语新峭，影响并不大，但西来意涵已经渗入中土，变革的激情在青年学人心中激荡翻腾，蕴蓄着的新生力量到底不可小觑。这方面已有不少研究。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现代“文学”之名义如何在五四时代宣示和确立，分析这种文学观念的渊源，及其包蕴着的相关文教思路、文学想象和文化批判内涵。 体制宣示：朱希祖《文学论》的意义 “文学”之名得到系统宣示，西来内涵进入体制，形塑百年来现代文学文化，当以朱希祖发表在《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第1卷第1号的论文《文学论》为标志。朱希祖(1878年-1944年)，早年受学于章太炎，191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担任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在1920年出任史学系主任之前，主要服务于中文系。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存《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其中记载朱希祖给中国文学门一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迄建安)”，给二年级学生开“中国古代文学史”，给英国文学门一、二年级学生开“中国文学史要略”。而1919年至1920年度《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显示，朱希祖所开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要略”，2学时；“中国文学史(一)”(欲专习中国文学者习之)，2学时；“中国诗文名著选”，4学时；“史学史”，1学时。这表明朱氏已到历史系授课，但主要精力仍在中文系(陈平原4)。 1919年初是个微妙的时间节点。当时编撰《新青年》的新文化诸君正在鼓吹“文学革命”，其影响力主要仍在社会少数精英内外。而1919年以前朱希祖虽同属新文化人，但比起胡适或同门周作人、钱玄同来，其文学观念仍恪守乃师章太炎的观点，与“文学革命”并未发生较多交集。作为国文研究所主任，朱氏在其1917年11月5日日记中写道： 近来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主持文学者，大略分为三派：黄君季刚与仪征刘君申叔主骈文，而刘与黄不同者，刘好以古文饬今文，古训代今义，其文虽骈，佶屈聱牙，颇难诵读；黄则以音节为主，间饬古字，不若刘之甚，此一派也。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余则主骈散不分，与汪先生中、李先生兆洛、谭先生献，及章先生(太炎)议论相同。此又一派也。(朱偰162) 此间观念界限分明。当时国文系要求讲授“中国文学史”，朱氏在1916年便已成稿《中国文学史要略》，其中讲文、讲诗、讲词、讲南北曲，可就是不涉及小说。与之形成对照的是，1917年秋天吴梅进入北大任教，吴氏编写文学史讲义，已不能闭门造车，不能不受同事鼓吹新文化的影响，小说于是成为其文学史必不可少的重要文类。这样看，在新文化运动刚开始时朱氏文学思想确实没有紧跟新思潮。① 正当北京大学内部的新旧之争日渐激烈之时，朱希祖作为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做出了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加盟新思潮阵营的抉择。②1919年1月28日朱氏致信《国故》月刊编辑部，以“当日开成立会时，未造刘宅”和“校事甚忙，无力兼顾”为由坚辞《国故》编辑部编辑一职。由此，朱氏开始积极响应“文学革命”，与新文化派诸君相与议论，提倡白话文学，以及民治与科学等思想。是年他还与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向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提出议案三件，即《请从速加添闰音字母以利通俗教育的议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的议案》、《国语统一进行方法的议案》，促进国语统一和白话文推广。1920年又与郑振铎、叶圣陶、沈雁冰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影响深巨。 以《文学论》为标志，朱希祖在1919年前后文学观念转换，显然经过思想斗争。区隔于老师章太炎，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思想勇气。在1920年正式刊行《中国文学史要略》时，朱希祖特意在《叙》中，郑重声明此书“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他确认“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了(“中国”241)。 《文学论》开篇即云：“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③指责过去文学观念“以文字为准”，“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此言在朱希祖口说出，实在不容易。在清末民初论文“以文字为准”的，正是自己老师章太炎，而且朱氏本人也奉信不疑。但如今，朱希祖认定“论文学须有独立之资格”，行文小注直接自剖：“吾师余杭章先生著文学论，即主此说，分文学为十六科。希祖曾据此论编《中国文学史》，凡著于竹帛者，皆为文学。二年以来，颇觉此说之不安，章先生之教弟子，以能有发明者为贵，不主墨守，故敢本此义以献疑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