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需要批评的批评 有一种学问叫“批评学”，也被称为“批评的批评”。它不同于文艺理论，也不等于文学概论。它针对文学批评这一行为本身，探讨在文学现场针对作家作品的评论到底应该如何展开，批评家和作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文学批评如何才能有效，文学批评在保证及时性的同时，是否有必要以及如何定位作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位置。进一步，这门学问还可以探讨文学批评的理想文体是怎样的，它是科学还是艺术，是论文还是散文，批评家算不算作家中的一员，批评文章是否可以算作创作。这些问题非常值得讨论，而且常常会十分有趣。批评学往往可以触及许多实质性的文学问题。批评学在欧美、俄苏似乎一直都有研究，而且形成了纯粹文学理论研究和兼顾研究与创作这两大类。前者的名单太长了，就我个人读到并产生兴趣的，有《批评的解剖》(弗莱)、《六说文学批评》(蒂博代)、《影响的焦虑》(布鲁姆)，等等，我从中读懂了一些批评的真谛。而兼顾研究与创作的批评家似乎更能发现释读的意趣。典型的如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米兰·昆德拉、奥汗·帕慕克等人，他们离创作现场更近，感受更直接，其作品更具文学批评的本色。 中国当代文学界也曾热烈讨论过批评是什么、批评何为等问题。三十多年前，我还是一家文学理论批评刊物的编辑，当时刊物上就开过一个栏目，叫作“我的批评观”，约请一些活跃的批评家来谈自己对文学批评(不仅是作为一种理论，更是作为一种实践)的认识。这一栏目在其他一些刊物被坚持了下来，并且做得风生水起，其中以《南方文坛》最引人关注。我个人曾经就从事文学批评的感受写过一些文章，今年初还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尽管个人的某些看法每次读后总觉得太过幼稚，不足以为批评学提供什么独到的见解，但仍然感慨自己曾如此不间断地思考批评的批评。 今天很多人动不动就回忆、怀念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而在我看来，80年代特别值得怀念的一点，就是那时的批评家一方面在评论作家作品上十分活跃，另一方面也不断对批评本身发表看法，其中的思考常常迸发出智慧的火花和文学的才情。那是一个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一起活跃的年代，二者真可以比作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一时涌现出很多有思考、有才情的批评家。当下的批评界看似更加整齐，拥有更多高学历、高职称者，但批评学的建设、有关批评的讨论却淡漠到几乎可以忽略，这真是一件让人担忧的事。无论是从批评家自身的需要来看，还是从批评家对作家创作、读者阅读的影响上来看，对批评自身的思考都是不可或缺的。 二、少谈点外围，多深入内部 我并没有借20世纪80年代鄙薄今天的用意，作为中国当代文学三十多年发展的见证者，只是对于这一问题有些感慨而已。我自己也曾说过，我们今天的人喜欢用80年代的文学鄙薄自己，而80年代呢，我仍然记得我们当年是多么不满于现状，总会用外国文学鄙薄自己。外国文学是80年代文学的阴影，80年代文学又是今天文学的阴影。也许若干年后，人们又会怀念今天，说：那时多好啊，先锋作家、专业作家、网络作家竞相迸发，文学期刊、文学出版、网络发布同舟共济，不像现在，只剩网络文学一家独大了。但就批评而言，我还是愿意谈一下今天存在的明显不足。 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很少从学术的角度讨论批评本身的话题。关于文学批评，主要讨论的是一些外围性问题。比如批评界屡禁不止的吹捧，捧到极致就成为捧杀。由此还派生出很多特有的批评概念，如“红包批评”“人情批评”等。于是就进一步讨论批评的诚信，再进一步，就讨论批评的锐气、勇气。由此又派生出一些相关的批评概念，如“酷评”“骂派批评”等。而“酷评”和“骂派批评”与批评的勇气、锐气是否可以等同呢？真正关注批评的人应该不会给出肯定的答案。这些讨论非常必要，也非常重要。把握好“捧”和“酷”的分寸，这对批评家而言也是一种对职业操守和批评技巧的考验。但讨论这些问题不能成为批评理论的全部，或者说，仅靠这些话题不大可能建立起一个行之有效的批评学，不大可能实质性地增进对批评本身的研究。 批评家和作家到底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应该怎样对话才能既体现对创作的尊重，又体现对艺术的执着，值得探究。在文学界，批评家似乎不太受欢迎。鲁迅在世时对中国现代批评界常表示不满，这些不满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承认作家与批评家是一对天生的矛盾，“创作家大抵憎恶批评家的七嘴八舌”，“作家和批评家的关系，颇有些像厨司和食客”(鲁迅：《看书琐记(三)》，《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9页)。这种看法不独为鲁迅所有，也不止在中国，在西方文学史上，作家对批评家表示不屑的言论只多不少。二是批评家总不能做到客观，偏见仿佛是他们让人生厌的品质。“我每当写作，一律抹杀各种的批评。因为那时中国的创作界固然幼稚，批评界更幼稚，不是举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将这些放在眼里，就是自命不凡，或觉得非自杀不足以谢天下的。”(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28页)“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鲁迅：《骂杀与捧杀》，《鲁迅全集》第5卷，第615页)鲁迅慎用“客观”“公正”等词语来谈批评的正途，但他直指现实中所见的“捧”和“骂”的批评，就足以见出他对20世纪30年代文艺批评现状的失望。这一点构成了诟病批评家的致命武器。而在批评家呢，他若始终追求客观，可能就没人留意；强调公正，也不大会被人相信。所以，直到当代，有些批评家依然我行我素，亮出“批评即选择”“片面的深刻”等主张，以强调独立和自信。三是中国批评界有缺乏创造力的致命伤。“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绍介这名词的函义。”(鲁迅：《扁》，《鲁迅全集》第4卷，第88页)“独有靠了一两本‘西方’的旧批评论，或则捞一点头脑板滞的先生们的唾余，或则仗着中国固有的什么天经地义之类的，也到文坛上来践踏，则我以为委实太滥用了批评的权威。”(鲁迅：《对于批评家的希望》，《鲁迅全集》第1卷，第423页)这里实际上论及了批评的标准、尺度及边界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