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在2020年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号召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他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1]在同年12月10日给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再次提出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2]习近平在上述场合不但揭示了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科学内涵，也发出了倡议和号召，代表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弘扬和培育劳动精神的鲜明态度。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具体内涵上虽各有侧重，但在思想源头和实践方式上却可归于生产劳动，劳动精神是其中的基本精神。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看，弘扬劳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精神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劳工阶级先进代表的价值表现。本文集中对中国共产党人弘扬和培育劳动精神的思想历程和实践过程进行探讨，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精神传统，更好地把握新时代劳动精神的思想理论源头和科学内涵，更好地弘扬和培育新时代的劳动精神。 一、明确无产阶级的劳动属性，声明党作为劳动阶级先进代表的政治本色 爆发于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内部矛盾和帝国主义掠夺发展到不可调和阶段的结果，是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肌体内部的生产逻辑和发展危机的产物。从表面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败是国家之间的胜败，但实质上却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包含着阶级对立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和对抗。在一定意义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无产阶级革命雄壮崛起的标志线，是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社会矛盾中展现自身力量的重要界碑。仅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五天，蔡元培就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指出：“此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我们要认识自己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3](P248)大约在同一时期，积极关注国际形势、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也在《庶民的胜利》中提出，这回大战“社会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失败，劳工主义战胜……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4](P256)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再次指出，Bolsheviki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工作的男女都应该组入一个联合”。[4](P260)他就战后世界上新起的劳工问题和劳动教育问题提出：“劳工们辛辛苦苦生产的结果，都为少数资本家所垄断、所掠夺，以致合理工作的生产者，反不得均当的分配”，由此，他认为，“现代的劳工社会，已经渐渐觉醒”。[4](P291)也正是在“劳工神圣”“劳工觉醒”这样的时代潮流和新锐思想的激荡下，中国共产党人对组织劳工阶级的思想认识和劳动阶级的时代觉悟才得到了启蒙与孕育，为开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来临时对劳动价值的认识提供了条件。 在一般意义上说，劳动精神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精神，但是在阶级社会中，劳动精神却因为阶级区分而带有鲜明的阶级特征，成为阶级差别的精神标志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和组织发动劳动群众来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劳动精神弘扬的起点就在他们对劳动阶级所处的时代形势、阶级地位、精神状况和生存状态的发现和判定中。中国广大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处在生产劳动第一线，但却深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也深受帝国主义买办势力的欺凌。这样的事实无疑决定了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从一开始就要为劳动阶级的利益服务，为劳动阶级代言，由此也就孕育了无产阶级作为劳动阶级、注定要推翻剥削阶级统治的阶级觉悟和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革命型政党，也是一个劳动的党。从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致力于打破一个充满剥削和异化劳动的旧世界，建立一个人人劳动、劳动光荣、按劳分配的新世界。1920年11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主张废除(现行)政权，因为政权“是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他们对于社会方面的见解是“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没有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5](P548)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了党把工农劳动者组织起来的任务，第一个决议也规定了组织工人、成立产业工会、维护劳动健康的使命。中国共产党创立后，迅速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一个要把各个劳动组合都联合起来的总机关”。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中提出：“他的事业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5](P561)在此基础上，1922年5月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就更加充分地阐明了中国劳动阶级的组织使命，并发出了“全世界劳动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的号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劳动者的阶级组织，该组织对于劳动阶级的阶级地位以及劳动者劳动自觉的倡导，一方面佐证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就是劳动者的代言人，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普遍存在于工农劳动群众中的劳动自觉和劳动意识。从劳动阶级自身的阶级觉悟看，中国共产党的上述规定无疑是其倡导劳动精神的思想源头、价值基础和实践开端。 二、支持劳工运动，伸张劳工权益，唤起劳动者觉悟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是与社会的底层劳动群众紧密联系、互相感知的群体。他们一方面自身要参与各种形式的劳动，对劳动本身深有感悟，也有切身体验，另一方面他们也高度关注底层劳动群众的生活和劳动状况，对劳苦大众悲惨的生活境况和劳动境遇抱有强烈的同情心理和拯救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和高度的政治关怀观察世界和中国劳动阶级的时代使命，提出了适应时代特征的对劳工阶级的价值判断，有力地唤起了劳动者的劳动觉悟和劳动使命感。1920年1月，李大钊从经济上揭示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时指出：“现代的经济组织，促起劳工阶级的自觉，应合社会的新要求，就发生了‘劳工神圣’的新伦理，这也是新经济组织上必然发生的构造。”[6](P149)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有一种自命为绅士的人说：‘智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这话很是奇怪。我请问低级高级从那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6](P170)藉此，李大钊认为“五一”纪念日本身就是劳工觉醒的日子，他主张本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工神圣诸大精神，发布一种神圣的民权宣言，劳动者休息和工作的权益应与其他国家无差别地适用于中国的劳动阶级。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李大钊更是先见性地把发展社会主义实业与劳动者的利益联系起来，清醒地认识到“劳动者能为自身的利益而发展实业需要有一个过程”，[6](P255)1920年5月1日，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中指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他提出世界劳动者的觉悟分两步，并希望“我们国里底做工的人，一方面要晓得做工的人觉悟确有第二步境界(即要求待遇——引者注)，就是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一方面要晓得劳动运动才萌芽的时候，不要以为第一步不满意，便不去运动”。[7](P11-12)由此可见，陈独秀一方面激励工人要觉悟，另一方面觉悟了工人要开展劳动运动，这种劳动运动也就是革命运动。1920年10月，陈独秀又在《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中提出：“中国工人但能结起团体来要求得到外国工人已经得着的各样好处，那便算是大大快意的事了。”[7](P66)所谓劳动觉悟，也就是劳动者思想上的觉醒。这种觉醒自然是和劳动者自身的状况特别是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核心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由此，劳动觉悟就构成了劳动者精神觉醒的核心内容，在革命风起云涌的时代，唤起劳动者觉悟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唤起劳动精神的尝试。李大钊、陈独秀的上述论述，无疑说明了激发劳动觉悟的前提条件，也预示着劳动精神得以培育的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