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集中体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重要理论成果之一，不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话语，而且对世界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自1943年正式在《解放日报》发表以来，《讲话》借助翻译在国际社会广泛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引起学界强烈关注。此后，随着“国外毛泽东学”显学位置的奠定，《讲话》的研究经久不衰，汉学、世界左翼和其他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和研究视角对《讲话》展开多元化解读。① 纵观西方世界70多年来对《讲话》的研究，一个绕不开的基本前提是这些学者必须借助译本了解和阅读《讲话》。由于中西语言的天然障碍，大部分西方研究者都不具备中文阅读能力，他们探讨的《讲话》是经过翻译加工后的文本，而翻译绝非简单的语码转换，翻译乃“改写”与“操控”，“其最大功用在于超越源文本的文化边界，在他者文化语境中展现出全新的作者或作品镜像”②，但是严肃负责的译者是不可能随心所欲地改写和操纵原文的，他们总是尽量使译文忠实通顺。因此，囿于正文“带着镣铐跳舞”的有限操纵空间，译者往往转移到翻译的另一舞台——副文本。法国文论家热奈特最先提出“副文本”(paratext)概念，将其定义为“用于描述围绕正文本、协调正文本与读者关系的文本材料”③。译者借助副文本传达理解正文所必需而又不便表述的信息，比如原文背景、译作评述，翻译动机、策略等，为译语读者理解作品提供重要指引，为揭示翻译现象提供一手线索。根据与正文本的位置关系，副文本有内/外副文本之分：前者指标题、封面、出版信息、前言、后记等，后者指空间上外在于作品文本的书评、作者日记以及有关论著、文章等。翻译的内副文本还有译者序跋、导读、注释、附录等，涉及作者/译者介绍，译作内容、观点，翻译的选材、背景、目的、策略等，是读者理解译作、研究者考察翻译的重要依据。本文以内副文本为探讨对象。 一 杜博妮及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英译 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曾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翻译。她于1976-1980年获资助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任专职研究员，潜心研究和翻译《讲话》。该中心由美国最资深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国外“毛泽东学之父”——费正清所创立。因此从译者和赞助人来看，杜氏对《讲话》的理解相比于其他母语译者，更敏锐更深刻，是《讲话》的专家型译者。杜氏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参考了80余种版本，1976年开始翻译《讲话》，1980年成书后由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发行单行本——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1943年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译及其评论》，下文简称“杜译”)，引起广泛关注，后又在1992年、2020年两度重版。2015年该译文入选施拉姆主编的跨世纪工程——英文版10卷本Mao's Road to Power:Revolutionary Writings,1912-1949，该10卷本也是国际学界公认的哈佛版“毛选”。施拉姆是费正清的高足，也是西方最重要的毛泽东研究专家，向来以对译文精益求精的严苛态度享誉学界，杜译入选是其高质量译文的又一明证。 对于主要靠翻译来了解和学习《讲话》的西方理论界而言，译本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他们对《讲话》的理解和接受。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讲话》的译文主要是随同《毛泽东选集》(下文简称《毛选》)英译本出版，而整部《毛选》翻译均在新中国政府组织下进行，以“政治第一、忠实第一”为翻译标准，是“政治性较强的翻译行为”。西方思想界主要是通过阅读辑录在《毛选》的《讲话》译本来学习和了解《讲话》，加上当时的国际冷战格局，对《讲话》的解读也往往以意识形态控制论为主导。80年代以降随着杜译的出版发行，西方学界逐渐改变以往的主流看法，开始从文本内部研究和追索《讲话》的美学价值，掀起第二波研究热潮。进入新世纪，《讲话》仍然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探讨的视角也呈现文学、政治、军事等多元化特征。70多年来对《讲话》的解读呈现出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与不同翻译风格的《讲话》译本的出版发行在时间上高度契合，在内容上彼此共鸣，说明对《讲话》的解读既与历史时代的变迁息息相关，又与不同翻译风格、策略的《讲话》译本的出版发行紧密关联。《讲话》在西方世界的数次研究和传播高潮中，杜译起了关键作用，对提高《讲话》的译介、传播和接受产生重要影响④。下文以杜译的副文本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副文本传达了何种信息，如何促进西方世界对《讲话》的文艺美学解读，并将《讲话》的传播推向顶峰。 二 杜译的副文本研究 杜译以丰厚密集的副文本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中西文论比较场域。在112页的《讲话》英译单行本中，除了出版信息、目录、致谢和人名的拼写对照之外，剩下108页，译者撰写的多达60条注释的“导读”占54页。“导读”主要从审美视角评述《讲话》，介绍翻译目的和策略，实则是一篇完整的学术论文，曾在1976年哈佛大学东亚文学研讨会上宣读⑤。此外，还有3个附录占25页。“附录1”详细列举《讲话》主要版本的修改内容，是译者细读、比对1943年和1953年两大版本后的归纳总结。“附录2”为《讲话》的主要中文版本和发行情况简介。“附录3”提供《讲话》的主要英译版本及其译者、出版信息，剩下30页才是《讲话》的正文，约占整体篇幅的四分之一。副文本这种喧宾夺主的篇幅占比，在翻译中是很少见的，其实有译者之深意，下文尝试解读其中的奥秘。 (一)历史语境的还原与文本原初面貌的再现 译者仔细比对《讲话》80多个不同版本后，最终采信1943年10月19日刊载于《解放日报》上的《讲话》为原文，并在其单行本的封面特别加上副标题凸显采信的原文版本。“导读”指出，以1953年为时间节点，前后版本变化显著，1953年前的《讲话》基本沿用1943年《解放日报》版⑥。随着中国共产党由草创期发展为执政党，《讲话》被正式列为党的文艺政策纲领性文件，而建国前后国内主要矛盾和局势也发生根本性转变，因此适当修改《讲话》，适应新形势是非常必要的。1943版与1953版的所有改动内容，除了标点符号之外，译者均在“附录1”中逐一标注并翻译，注释多达268条，较好再现了《讲话》的原初样貌⑦。著名华裔学者刘康对此评价甚高，认为杜译“恰如其分地再现了未经编辑的初稿，并附录了编辑过的修订稿以便比较”⑧。译者把这些改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为了适应形势变化，对某些称谓、提法的增删改，比如关于文艺为“四种人”的修改⑨。《讲话》产生于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时期，当时的工农兵是革命的主体力量，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⑩，既是对抗日救亡这一民族诉求的最好回应，又是对当时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中肯批评，表达了毛泽东通过文艺界整风以统一思想、抗日救国的关切。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主要矛盾和局势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1953年版删除了“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着工农兵，第二才是为着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数较少”和“革命坚决性较小”(11)等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