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21)-017-08 DOI：10.13399/j.cnki.zgwxyj.2021.02.003 建构中国文论话语，创新文论体系，已成为中国当下文论研究的焦点，它承载着中国文论自主创新和争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使命。辩证综合创新①主张融中西古今文论资源于一炉，以促进中国文论的创新发展，几乎成为当今文论界的方法论共识。诚如黑格尔所说熟知非真知，没有经过反思的辩证综合创新并不具有理论的自明性。由于学界对辩证综合的理论基础和其具体操作程序缺乏深入的反思和讨论，辩证综合创新并未真正促成中国文论新理论的繁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演变为宏大而空疏的口号，完全正确却又无法真正实现中国文论创新的历史使命。因此，从哲学基础上反思辩证综合的理论难度，厘清其中的重要关节，并提出新的理论创新方法，就成为当下文论原创的首要任务。 一、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原创方法的辩证综合创新 中国人为学和为人都强调中庸之道，其优点在于能综合两种、甚至多种观点，从而构筑一种普遍认同的理论范型，或形成一种调和的共同意见。正因为如此，中国学人多擅长在各观点之间进行整合，其理论后果是：知识累积多于理论原创。纵观中国思想史，每一思想开放多元的时代之后，必然流行综合之风，思想的开放和多元为综合提供了材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的深入，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不同视角而得出的不同结论，一时并存。值此之时，一种关于辩证综合创新的理论，在文化、哲学和文论领域应运而生。 20世纪的综合创新论，首先兴起于文化和哲学领域，早在20世纪30年代，张岱年就提出“综合的哲学”，即“唯物论、理想主义、解析哲学之一种综合”②。这一思想，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被发展为“综合创新论”，张岱年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需要“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融会中西优秀文化为一体”，③“这个新的文化体系，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指导下，以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而创新中国文化。它既是传统文化的继续，又高于已有的文化，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④主张将马克思主义、中西哲学融会贯通，以建设“综合创新”为基本特征的中国新文化，张岱年文化综合创新论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即“辩证综合法”。张岱年的探索对当代文论的综合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李衍柱即将张岱年的“综合创新”作为“直接影响中国文艺学建设”⑤的主要也是最新的研究范式，其他学者虽然没有明确引述张岱年的论述，但均或多或少受此影响⑥。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绝大部分文论学者都认同辩证综合创新这一基本方法，并对此做过深入探讨：一方面对文论的综合创新方法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论证和理论辨析；另一方面通过对辩证综合方法的应用，部分学者提出了相对完善的理论体系。 面对80年代的知识爆炸，文论界学者们出奇一致地认为辩证综合是未来文论创新的出路。其原因至少有三：(1)辩证综合创新奠基于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具备思想上的正确性；(2)综合的中庸思想一直是中国人的主要思维方式，即便是在当代思想界也很容易获得认同；(3)学界普遍处于学术原创的困惑之中，对个体的学术原创意识尚缺乏全面的认识，以综合代替创造成为普遍的选择。因此，综合创新一经提倡，就风靡学界。文论界代表性人物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综合的信息，1984年钱中文撰文认为：“宏观的研究方法在美学领域中已初见端倪。”⑦1985年在造访法国文论界的时候，钱中文用“走向综合”⑧概括文论方法论的主要走势。与此同时，刘再复将微观分析向宏观综合的转移看作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新趋势⑨。90年代，董学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进入一个新的“综合”时代，诸多文艺理论新论点，都必须通过“综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辨别。 根据笔者统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综合创新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的文论学者有王元化、蒋孔阳、钱中文、刘再复、狄其骢、童庆炳、朱立元、陆贵山、李衍柱、王元骧、谭好哲等，这个名单还可以列很长，几乎覆盖了文论界的大部分学者。王元化在《文心雕龙》研究和鲁迅研究中，标举“综合研究法”⑩。蒋孔阳强调观念上的综合创新和作为方法论的综合创新的统一。狄其骢认为新的综合是文论多元化之后，弥补学科分化和沟通困难，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方法(11)。童庆炳认为：“在古今对话、中西对话基础上的‘整合’，是建设中国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的必由之路。”(12)李衍柱认为“只有综合创新才是适应时代的要求和学术的发展的正确范式”。(13)朱立元认为：“21世纪的中国文论应该走‘立足当代，古今对话，中西融通，综合创造’的路。”(14)谭好哲认为“立足对话、面向综合，可能不失为一种可行并且较好的思路或策略”(15)，王元骧将自己代表性文论选集定名为“探寻综合创造之路”(16)，将综合创新的文论原创方法置于其他方法论之上。只要稍作检视，我们就会发现前辈学者们使用了“必由之路”，“只有……才是”，“不失”“应该”等字眼，或审慎、或独断、或预测性地将辩证综合作为文论创新的主要方法。 不可否认，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和美学的理论建构，在综合创新论的指导下，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理论更替明显加速。如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等提出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在文学与美学、哲学乃至社会学的综合中，更新了文学观念，成为80年代以来主流的文学本质观。陆贵山提出建构宏观文艺学体系的设想(17)，其宏观文艺学体系和文学的系统本质观，正是辩证综合思维指导下的重要理论成果。童庆炳等提倡文学活动论，在宏观上将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中国传统文论熔于一炉，微观上综合作品论、创作论、接受论于一体，完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教材的更新换代。王一川提出感兴修辞论文论和美学体系，在中西思想的综合中提出新的文学本体论，颇具中国特色。朱立元提出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体系，是在综合马克思的实践论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成果的取得，均有赖于辩证综合的理论创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