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9)02-0150-07 20世纪是文学书写与文学研究深入发展的一百年，它不仅承接了既往的传统，而且以特有的书写形式与思想性陈述对应于这一历史进程中的一系列事件与难题，从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直至恐袭、区域战争以及大范围难民。与此同时，以全球化为标识的资本性力量附带其市场逻辑以及对文化资源的挪用，使得不同文化区域须面对包括文化产品在内的“同质化”商品及其消费模式。人们日常交往方式在技术统摄下被纳入某种共时反应之中。于是，日常生活与资讯传播，包括学术资源的电子化分享等，构成了共生性社会文化现象。这一切复杂且交织的形态使人们的生存经验和文化感知，包括观察、认知和解释都发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变化，其影响也波及到文学书写、样式、传播、接受以及解释的视角。这一社会文化变迁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加速引发了学界的普遍关注。 一、文学研究的内外要素 文学以其特有的诗性表述能够有效地呈现并揭示出人类群体的生存境遇以及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而且这一方式也可以使不同区域的群体间接体验到其他区域的文化生活。20世纪伊始，诺贝尔文学奖等世界性奖项开始影响到世界文学的版图。文学研究中的全球视角也逐渐显现。在迅速发展的理论界说中，固有认知分类所形成的学科边界以及思维定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挑战，它们或被修正补充，或被重新界定。理论，包括文学理论，是以一种特定话语形态对经验的解释。“理论是对所观察到的、并可证实的现象提出的某种清晰的、关联性的，或潜在原理的系统阐述。”①而理论也往往在相互阐发和循环阐释中形成自身的延续和发展。 人文学术在20世纪的理论发展中出现过两次学界认同的转向，即“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基于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的语言学转向由于力图超越工具论，将语言视为自足和独特的体系并通过语言本身反思哲学传统的起点，因而这一转向针对文学文本内部的结构，尤其是对由语言所构成的文本要素的分析方式，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高峰期体现在20世纪中期盛行的“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范式中。“新批评”的历史性出场与美国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文学观念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亦是针对既往的批评样式对形式问题的忽略，因为“形式”本身即是某种价值的呈现方式。②然而，“‘语言学转向’关注文本及其阐释，忽略了阅读、印刷和文本相互作用的方式，这些相互作用不仅产生了阐释文本的准则，而且产生了它们流通的背景。”③因此，无论“新批评”所隐含的多重文化功能④是什么，在迅速变化的社会文化以及主旨扩延的文学书写中，这一批评样式的危机是必然而至的。“新批评是作为一个威严而令人敬畏的父亲形象那样死去的。”⑤而文化转向⑥与语言学转向所强调的确定性认知不同，它关注当代社会文化之间的生产性结构、各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文化产品流通性结果，因而特别着力于扩大人文学术各分支领域的边界，以某种相互关联的话语方式对应经验的快速更迭。不难看出，以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为标识的研究范式借鉴并综合了人文学术固有的多学科理论资源并以跨学科方式进行整合式分析。于是，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与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对于人文学术各个分支，包括文学研究的介入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⑦ 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转向也与近代以来人文学术中两种主要的分析思路有关，其一以进步论观点为主，即相信人类在其道德条件下的创造、预测、规划与实施能力，人们得以从某种线性发展的进程中预示可能性。⑧而另一思路则是反思性的，即通过揭示现存发展方式中的结构性缺陷，综合分析历史的缘由并及时调整人类自身的规划和实施方式，将其与现实世界的阶段性条件紧密联系。⑨这两种分析思路的理论资源均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史学、社会学和美学等。其实，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文学内在的范畴，包括作者、读者、阅读行为等，从来都不是一种静态的结构性关系。在同一文本的前提下，人们的解释方式也主要是针对既定的解读视角或阐释方式而展开，亦即是在某种历史感知中对固有问题的追问和建构，并由此构成新的解读重点，从不同角度透视意义的存在方式。因此，文学书写与文学研究均受制于社会文化的多重条件并使文学传统始终处于一种未完成的状态中。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所言“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可以说是对此原理最早的一种归纳。⑩因而，传统由不同历史阶段的阐释而延续，而不断发展的传统又会促使人们不断重新回到问题的起点，借以厘清发展的脉络和可能的趋势。因此，人们至今对何谓“文学”以及“何谓解释”这一似乎最为基本的问题依然需要重新审视。(11)可以说，人文学术发展的轨迹是一个不断突破认知局限并跨越既定边界的过程。文学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文学“理论与哲学相似，尤其是形而上学，或许是这样一种方式：它追问基本问题，与此同时也不时建构出系统”。(12)因此，20世纪后半期以来，文学研究在经历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种族与性别以及后殖民等视角后，其发展已不再停留在文本内部。它除了继续采纳多种方式审视文本的构成性要素和美学特质之外，还关注文本环境，包括文学的生产、传播以及接受等外部确定性要素，即“在探讨一部文学作品和更为一般意义的文学概念的过程中，坚持从文学作品是如何产生的、从何而来以及是如何被接受的、走向何方等问题开始。”(13)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转向所带来的“外部研究”并非是“因果式的起因谬误说”(14)的还原，而是突出了文本内外要素的动态关联。用韦勒克的话来说，“文学实际上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要素。总之，文学无论如何脱离不了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15)换言之，人类的精神产品犹如人类本身的社会性存在一样，也是与社会性密切相关的。于是，存在于文本内部的、不可精确界定的文学性(literariness)与外部可确定的条件结合起来，使得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更能符合人文学术的内在规定性和同一性，即文学以独特的诗性表述或语言艺术编码所构成的文学性知识，与语言学、史学、哲学、美学等其他学科一起，从不同角度起到认知性作用。这种认知使读者通过审美体验和跨文化感知去反观人类的境遇、人性以及人类实现其价值所必需的历史性条件。文学在提供这种诗性的体验和反观中弥补了确定性经验的认知作用。文学的这一独特性不仅使得其他学科领域难以替代，也同时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的侧重点。于是，文学研究也必然需要生产出一系列符合作为学科与作为知识的话语系统，包括理论、术语与批评样式，以此加强对世界多重性理解和文本多重意义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亦符合阐释学的一般性特征：“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按照这种观点，进行解释的语言和概念同样也要被认为是理解的一种内在构成要素。”(16)文学研究在此发展方式中加强了自身的学科性基础，同时也由于需要多视角解读文本而突出了学科之间的模糊性与共享性。因此，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论是必然的，是由其内在需求所决定的。正是在此语境下，学界在21世纪伊始对20世纪中期那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既定范式的修正和质疑更为明确、直接且更为彻底。“它使得文学理论需要超越早期的新批评对文学之‘文学性’的研究，而成为一种质疑和分析样式(a mode of questioning and analysis)”。(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