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21)02-0161-08 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摩擦生火”标志着人类第一次支配一种自然力而使自身与动物区分开来，从“世界性的解放作用”和引起人类发展巨大飞跃看，摩擦生火甚至超过了现代“蒸汽机”[1](P.126)。最宽泛意义上的不同于“自然”的“文化”，既包括人类对自然力的支配，也包括人类对自身智力或智能的支配：从前者看，“摩擦生火”标志着人类文化的第一次飞跃，“蒸汽机”则标志着另一次飞跃；从后者看，作为智能生产工具的人脑系统标志着人类文化的第一次飞跃或第一跳，语言文字系统标志着第二跳，而作为人脑、文字系统与现代机器系统交汇发展的产物，当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以下简称AI)机器系统，正在启动人类迈向自由王国三级跳的最后一跃——只有从物质性工艺史角度，AI这种划时代的意义才能得以科学揭示。 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将“科学”视作消灭宗教迷信的利器，但已有现代史却表明：宗教迷信并没有随着科学的昌明而消失，而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而改头换面地继续盛行。AI堪称现代科学技术累积性、革命性发展的划时代的产物，把AI视作“人类的终极命运”的扎卡达基斯指出：一些关于AI的描述往往“只是在臆想”而“给机器赋予人类的性格或灵魂”[2](P.292)，这与“上帝、天使或者精灵”的“假设”一样“不属于科学而是宗教”[2](P.124)；但是，由于受到大科学家如霍金、技术研发和理论专家如库兹韦尔、兼通技术的资本大鳄如马斯克和比尔·盖茨等人认同与鼓吹，这种其实与宗教一样的“假设”“臆想”却获得了貌似“科学”的外观，或者说，实际上在一种类似宗教迷信的认知上披上了科学的外衣，这种超出自己“专业范围”的认知，既暴露出了“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同时也显露出“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3](P.409-410)：当仅仅在自然科学范围内讨论AI的具体运作和设计时，计算机科学家和技术研发专家不一定会形成唯心主义观念，但当越出这种专业范围，比如讨论AI发展的未来形态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时，就有可能陷入“抽象的唯心主义的观念”中。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容易囿于文学隐喻叙事而陷入认为AI机器可以具有人类的性格或灵魂的“臆想”，各类科幻文艺、商业噱头等又使这种“臆想”在全球范围内疯传。 面对以上描述的AI的全球认知现状，扎卡达基斯问道：“然而是否有一种更精确的、没那么诗意的方式来讨论人工智能呢？”[2](P.292)笔者《生产工艺学批判：人工智能引发文化哲学范式终极转型》(《学术月刊》2020年第8期)一文就试图探寻一种“没那么诗意”的讨论方式，勾勒了迄今为止人类智能三大生产工具系统：AI机器系统、文字系统、人脑神经元系统——这种讨论思路聚焦于智能的“怎样生产”的历史动态过程，而不纠结于“生产什么”，即作为“产品”的“智能”或“意识”等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静态问题。历史地看，作为人类智能首要的生产工具，人脑神经元系统乃是漫长的自然工艺史进化的产物，标志着人类智能发展的第一跳；文字系统是在人的生物性身体之外创造出的智能生产工具，标志着第二跳；而当今AI机器系统则是在人的生物性身体之外创造出的又一智能生产工具，作为人脑、文字系统与现代机器系统交汇发展的产物，标志着人类文化更大幅度的第三跳的开始，由此，人类文化的三级跳将得以连贯性地完成。这是从人类工艺史对当今AI所作的历史定位，也只有置于这样的动态“历史过程”中，才能科学揭示当今AI划时代的革命意义，才能克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和“抽象的和唯心主义的观念”。 一、历史科学：自然史与人类文化史、精神性观念史与物质性工艺史 传统相关研究对于“工艺学”“工艺史”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多有忽视，《资本论》第一卷提出了“批判的工艺史”的重要理念，把达尔文所研究的“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历史称为“自然工艺史”，这不是一种人类创造的“自然史”，而是作为由人类自己创造的“人类史”的“批判的工艺史”，研究的是作为“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生产工具的形成史或发育史，这是“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这种“工艺学”研究会揭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并决定着“精神观念”的生产过程，因此，也是揭示“精神观念”所由产生的现实根源的“科学的方法”[3](P.409-410)。被传统相关研究严重忽视了马克思理论的这种维度的重大意义，需要置于人类科学体系中加以揭示。 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完整的现代科学体系中建构自己的理论的。按现在通行的说法，人类科学体系由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两大部分构成，《德意志意识形态》把“历史科学”分为“自然科学”研究的“自然史”和“人类史”两方面，强调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相互制约的，“意识形态”本身只是“人类史”整体的一个方面，而当时的“意识形态”相关研究不是曲解就是完全撇开整体性的“人类史”[4](P.20)，如此，“人类史”也就成为单纯的“意识形态史”。说两大科学皆是“历史科学”所强调的是对于自然现象、人的社会现象的研究方法的历史性、动态性，即强调应把物及其构成的自然、人及其构成的社会作为动态的历史过程加以考察，而不能将两者作为抽象的静态实体加以研究。恩格斯把现代科学分成三大类：(1)“第一类科学”研究“非生物界”，包括可以用“数学方法”处理的一切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等；(2)“第二类科学”研究“生物机体”；(3)“第三类科学”是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以及它们的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发展历史的科学[1](P.95-97)。联系起来看，“自然史”研究分为非生物的历史和生物的历史，而马克思把达尔文研究的生物进化史称作“自然工艺史”；“人类史”也可细分为几个方面：首先，作为“人类史的一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史就是“哲学、宗教、艺术等等这些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历史；其次，“法律形式和国家形式”等的历史是人类制度史；再次，“工艺史”研究的是作为“人的生活条件”和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即生产工具的发展史。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在这样完整的现代科学体系中建构自己理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