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20)12-0124-005 传播媒介发挥着承载和传递、连接和凝聚、疏通和导向等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媒介形态随着社会技术水平的提升不断创新演变，然而传播媒介在塑造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信息网络时代，传播媒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2019年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是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在新的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切实把握和运用好包括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在内的各类传播媒介，才能在这个创新变革的时代始终掌握先机，切实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 一、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媒介的主要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媒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承载和传递信息的介体，具有自身独特的性质，具体表现为承载性、中介性、技术性和可控性等显著特征。一是承载性。信息只有附着在一定的载体上才能得以显现、传递和使用。传播媒介作为信息的载体而产生，承载性是其存在的前提和固有的属性。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内容，只有通过一定有形的载体才能成为被感知、作用于人的教育资源。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媒介，承载着思想、政治、道德、法律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传递着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二是中介性。中介是连接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和纽带。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传播媒介发挥着联系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的功能。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离不开一定的中介，没有中介，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就不能成为现实的运动过程。其三是技术性。传播媒介作为承载、显现、传导信息的物质实体，必然有其制作材料、结构形态、作用机理等技术特征。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传播媒介承载的信息量、传播效率都在不断扩大和提高，信息传播方式也不断丰富和创新，推动着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尤其是在今天的信息网络时代，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显得更加突出，对教育者的知识和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技术支撑。其四是可控性。传播媒介是人扩大和延伸信息交流能力的工具和手段，由人所创造，也由人所控制。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只有教育者能够驾驭和支配的传播媒介，才能有效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宏观上看，人类社会自国家产生以来，对传播媒介的调控便已经开始，对政治信息传播的限制、对大众新闻媒体的管控普遍存在。传播媒介的可控性，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而言十分重要。国家对各类媒体的有效管理，是掌握意识形态主导权、维护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保证。 二、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媒介的历史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媒介的演变贯穿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之中。自国家产生以来，传播媒介即成为政治系统的组成部分，担负起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使命。传播媒介的演进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印刷媒介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上千年的时间，电子传播媒介的发明和普及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当前网络新媒体的发展日新月异，并且呈现出融合叠加的发展态势。 1.人类社会早期的传播媒介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文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传播作为社会得以形成的要素，伴随着人类交往的基本过程。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人类便已经开始借助各种手段来进行交流和合作。在语言产生之前，原始人的传播形式是以自身为媒介的亲身传播，所使用的传播手段主要是喊叫、手势、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1](P58)同时，人类也在不断学习运用多种手段来进行简单的传播活动，石头、木片和树叶等成为最原始的媒介形态。语言产生之后，人类的文明进程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进步。在原始社会，人们在口语传播的同时，还创造出特定的物体来记录活动和交流思想信息。在现有发现的人类遗迹中，各种雕塑、饰品、刻有图画的遗迹等充当着信息传播的媒介，见证着古老的人类传播活动。考古学家发现，在一些原始遗址中，氏族首领们基于对普通民众的宗教的或者超自然的信仰的控制，行使着意识形态的权力。例如在墨西哥湾拉文塔的奥尔梅克遗址中，象征物和艺术品集中反映了至少一些拉文塔居民控制了各种象征物，这些象征物是作为一种政治符号的形式存在的，给氏族部落提供了可能的意识形态权力基础。[2](P144)在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人们在劳动中相互协作和关心，服从习惯，遵守礼法。一些富有经验、阅历和见识，在群体中具有权威地位的长者通过言传身教进行风俗习惯和传统信仰的教育，培养新的氏族成员。这些长者实质上就是人类早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他们以自身为媒介，一方面把生产生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同时也传授着社会风尚、宗教仪式、道德规范等。 2.阶级国家形成时期的传播媒介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的形成，国家由于阶级统治的需要而随之产生。统治阶级在运用国家机器进行政治统治时，始终伴随着思想统治。从中国古代的甲骨、青铜器、简帛，到古埃及的纸莎草纸卷、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泥板，到古罗马的羊皮纸，这些原始的传播媒介承载和传递着国家的权力意志，发挥出维护社会等级与秩序的政治功能。以青铜器为例，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00年左右。在横跨夏商周三代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有中心地位的青铜器，既是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代表、神圣王权政治权威的象征，也是当时礼制即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主要载体，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P4)青铜器的铭文清楚地表明青铜器在政治宣教中的重要作用。《礼记·祭统》有载：“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铭文最初的本意在于颂扬祖先，统治者则用来作为政治宣传和教化的重要工具。在周代的青铜铭文中，诸侯和朝廷中的公牍、委任、褒扬、廷告等占有很大的数量，许多长篇铭文也记载了周王宗庙中举行的受命仪式，作为一种政治嘉奖，用以显示和确认政治权威。[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