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10-0183-09 一直以来，我们以为十七年时期(1949-1966)的文学作品中缺少有效的或独立性的“个体”存在，个体性的缺失因而被认为是彼时的文学作品文学性不足的重要表征。这种观点无疑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某种程度上却是不准确的。因为，按照约翰·塞尔的观点看来，任何社会中，真正的“个体意向性”是很难单独存在的，构成“集体意向性”中“每个行为者”的“行为中意图”的不同，决定了个体的不同表现①。这也意味着，个体其实生存在有关集体的想象中，缺失了集体想象的背景性存在，个体便无法存身。基于此，社会学家们才特别强调互动在个体生产中的重要意义：“当我们接触一个自我时，我们接触到某种行动，某类社会过程，该过程包括不同个体的相互作用，同时暗示着从事某种合作性活动的个体。”②如果说文学写作可以看成是关乎个体经验实践的表象的话，那么就其广义而言，文学乃是寻找母题的隐喻式呈现：个体必须在一种互动的社会语境中才能确认自我。这也决定了，文学写作多涉及到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情节类型——寻找母题，以这一母题为视角，可以有效实现对当代文学中个体构型变迁的观察。 一、现代个体的两种类型 虽然说，寻找母题是一个重要原型，自古以来就有其传统，但真正意义上的“寻找”，毋宁说是现代的产物。说“寻找”是现代的产物是指，现代意义的“寻找”主题关乎现代个体的诞生。大凡古代人的寻找，更多是一种外向型的寻找，很少指涉内心。古代的寻找主题更多涉及巴赫金所说的“考验”性命题③，比如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和唐僧，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终究修成正果。在这样一种模式中，外在世界多构成个人考验的对应式存在，其虽形成对个体生命及其命运的巨大挤压，但并不导致危机的产生：外在世界的强大和神秘，只是促成人类的服从、顺从甚至忏悔，而不会导致质疑或怀疑。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努力去适应外在世界，而不是相反；就此而论，在传统社会，自我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与一体的，而不是异己的。因此，个人的寻找常常就成为外在世界的空间旅行，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即此，个人需要不断从外在世界的各种痕迹与迹象中寻找神秘意志的启示或征兆，以调适自己的行为。这是单向度的和不对等的关系。外向型的寻找很少顾及自己的内心，他们(比如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主人公)只需不断地做着空间上的位移，直到达到最后的终点——死亡为止；或者就像孙悟空那样处于一种永劫轮回的开放状态。从这个角度看，《红楼梦》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个体诞生前的过渡状态。其通过多重时空背景中虚实相生的做法聚焦大观园这一固定空间，所显示出来的正是“寻找”的现代转化命题：当外向型的“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找无果或显出疲惫之后，空间位移的频繁似乎已经变得不再重要，内在寻找的必要性因而被提出。《红楼梦》所处的正是这样一种过渡状态，即外在寻找的终结之后内向寻找的急迫性，大观园这一固定空间的意义正体现于此。 在传统社会，外向性寻找大多与宗教传统息息相关，因此其终结也常常在原始宗教的解体中呈现，比如说伏尔泰的《老实人》和《天真汉》，就可以看成是西方现代个体的诞生的标志。这些是针对传统宗教的质疑而产生的现代个体，其所显示出来的，是从外向型寻找到内向型寻找的转变，现代个体正是在这种内向性寻找中诞生。就现代社会而言，没有这种自外向内的转变，很难想象会有现代个体的产生。但内向型寻找的出现，并不必然促成现代孤独个体的产生。因为，对现代个体而言，内向型寻找之于它并不是目的，而常常只是手段，即是说，内向型寻找的结果终究是要更好回到外在世界：他们并不是要一直停留在自己的内心。比如说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鲁滨孙之所以会面向上帝表示忏悔是因为命运遭际的反复无常和困境——陷入孤岛，但又死里逃生——需要他反省和思考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对他而言，荒岛上的内心忏悔是为了有朝一日更好地重回人类世界。这是重新试图达到内外和谐的一种方式，它所显示的是自外向内和自内向外的辩证统一。 现代以来，革命和解放的宏大叙事，多从这一脉络而来。在这里，外向性的寻找和内向型的寻找是辩证统一的，彼此互为前提和结果的，其差异常常只表现在侧重不同上。比如说十七年时期的《红旗谱》《创业史》和《青春之歌》，都是通过外在的寻找，找到党和党的代表，作为个人的依靠，以融入其中。寻找的结果，是“个性化个体”④经验或个人性的丧失，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小我”融入“大我”，个人的特殊性被压缩和遮蔽。因此，寻找的过程，就是“小我”不断减少和被克服、“大我”不断增加的过程。所谓“小资产阶级”性，在那个时候就被认为是个人性的东西而被否认掉。 在这当中，外在的寻找，其实预设了一个二元对立模式，它必须以对内向性的否定和克服作为其外在寻找的重要起点。这里，有一点需要注意，即外在的寻找过程，仍旧是现代性的。它与古代的外向型寻找明显不同，它是以对现代的个人主义的否定为前提的。比如说林道静(《青春之歌》)的成长过程，就必须要有余永泽所代表的西方人文主义为前提，同样，《三家巷》中的周炳，必须要有儿女情长，和对儿女情长的扬弃才能最终走向革命。在这里，有与没有个人主义这一环是有质的区别的：没有，就不能很好实现现代革命新人的长成；成长的结果，是个人主义被压抑乃至被否定。 因此，在探讨寻找的现代主题时，必须确立寻找的起点和终点。不涉及起点和终点的寻找，只能是抽象意义的寻找或者说传统社会循环式的寻找。传统社会的寻找，其过程和结果只是为了进一步证实某一主题，并不能带来任何线性时间上进步，因此其故事的起点和终点常常是互相缠绕且彼此重复的。现代意义上的寻找，则努力去区分起点和终点，而正是这种从起点到终点的区分中，有关进步的观念才得以浮现。这样来看80年代以来的寻找主题就显得格外有其深意了。如说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中的解静和刘思佳，他(她)们的精神上的“寻寻觅觅”(即苦闷彷徨)源自于对“文革”的怀疑，这样一种起点设定，决定了走出“文革”的阴影就成为他(她)们人生道路的合理延伸：现代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显示出其精神史的价值。这种怀疑主义，就当时的语境而言并不可能(或很少可能)产生现代的孤独个体，而常常被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所规训。由此不难看出，80年代的个体的诞生也是以对个人主义的扬弃为前提和结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