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中国美学三题 聂振斌 一、关于中西美学比较 20世纪中国美学是在西方美学思想影响下产生、发展的，因而总是带有模仿、照搬西方的痕迹，缺少自己的民族风格。20世纪末，人们都在反思这种缺憾，都在探讨走民族化道路的问题。但不管如何“民族化”，有一种事实谁都无法否认，那就是：未来中国美学体系的创设，既离不开西方美学思想资源，更不能忽略中国传统的美学思想资源。在中西美学思想交流、碰撞、融合中出新，乃是建设中国新美学的必由之路。因此，中西美学比较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是美学研究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近些年来，中西美学比较研究引起美学界的普遍重视，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总的来看还是浅尝辄止，中西美学（包括艺术）比较多限于比较高低异同的层面——这固然也需要，但毕竟离我们的目的尚远。究其原因，是没有把中西美学比较建立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百年的经验说明，中西文化交流，由于对中西文化各自的特征、结构、价值取向及其各自的生存土壤、内在生命力缺乏系统研究和身临其境的体验，因而无法透过高低异同的表面现象揭示出深层的文化内涵，在理论上缺乏说服力，在实践上也无有效性。另外，过去比较习惯于用“进化”的观点看待中西文化，因西方社会发达、科技先进，便认为西方整个文化都先进于我们。其实，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从表入里、从低到高、从古至今，它有许多层次，有各种历史系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如社会制度、科学技术同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宗教，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上，也不都按“进化”规律发展。它们的历史走向不是同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的，因而不能因社会、科技先进便推导出其人文方面的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宗教也是先进的结论。过去，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盲目模仿、照搬西方，不能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对待中西文化，其认识根源正在于此。如何把中西美学比较建立在跨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这当然不是本文所能说清楚的，而是有志于此的众多学者不断地去实践的问题。 二、关于美学本体论 本体，是西方近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所谓本体论是与认识论相区别、相对立的存在论。康德哲学把世界区分为本体与现象两部分，现象是可以体验的，是认识论的领域，而本体（自在之物）是认识论所无法达到的界域。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本体论已逐渐失去原来的意义，而成为本质论和本源论。今天比较普遍使用的“美学本体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美的本质和本源的理论。到底什么是美学的本体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往的美学，大都把哲学认识论的本体论直接作为美学本体论，例如，唯物主义美学认为美的本质和本源在物质那里，而唯心主义美学则认为美的本质在精神和心灵那里，动摇于二者之间，则认为美的本质和本源是在物质与精神的统一关系之中；如进一步追问：是由物质“统一”精神，还是由精神“统一”物质？不同的回答，便又分别归属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大派之中。这种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论，都忽略了文化和生命的个体存在，因而与美学本体论尚有很大的距离。即使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作为美学本体论，由于过分强调物质生产和使用工具以及社会客观性，仍然没有文化精神与生命个体的位置，因而也同样不是美学的本体论。近些年来，经过历史的反思和西方各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人们逐渐抛弃了原来的看法，而把形式、情感、生命的个体提到本体的地位，提出“情感本体”、“形式本体”、“文化的人本体”等等假说，对美学本体论的建立，无疑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但如何把这些标新立异的假说同具体的审美现象、艺术史联系起来，如何进行论证以建立缜密的逻辑体系，从而使自己站稳脚跟，使别人信服，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三、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20世纪20至40年代，是革命与反动、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最激烈、最残酷的时代。反动派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要扑灭它，而革命者也无余裕之力为其发展创造充分条件。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可以说是在政治夹缝中生长的，人们没有充分的条件去研究、思考，发展是很有限的。那时除了蔡仪的《新美学》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和理论体系外，更多的人是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如唯物主义观点、阶级斗争观点、党性观点以及原苏联马克思主义美学观点直接运用于现实的文艺批评和文艺斗争中，不仅理论上零散，不成系统，而且误读乃至机械照械和简单化倾向也很明显。共和国建立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其地位从地下升上了天，本该有一个大发展，但事实并非如此。狭隘的政治观点，视美学为无用，甚至认为凡是美学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所不需要、应排斥的东西。而教条主义满足于照搬原苏联模式，懒于自己动手创造。在这种环境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如何能成长壮大？虽然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有一个短时间的关于美的本质大讨论，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例如，它一方面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变成判断美学上的是非好坏的根本标准，使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狭窄。到了“十年浩劫”，整个美学研究断流，已有的成果都被当成反动的唯心主义加以挞伐和批判，建设与发展更无从谈起。20世纪的最后20年，时逢大好时机，然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很费一番功夫，哪有时间着手新的建设？所以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路程很长，任务很重，需要有志于此的学者加倍努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100732） 清理与转换：本土学术资源与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 王德胜 从20世纪初开始，“睁开眼睛”的中国美学家们——从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一直到朱光潜、宗白华、吕瀓等一大批杰出学者——便几近一致地把对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努力和希望，锁定在近代西方美学（尤其是德国古典美学和近代心理主义美学）为理论模式的方向上。从美学学科的思维指向、美学的理论话语形态，以至于美学的提问方式，“西方”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中国美学走向现代学科形态的主要依据，成为现代中国美学在追求严格的科学逻辑、规范的学术思考方式过程中，实现自身结构性转换的唯一模式。置身于这种西方话语的权威笼罩之下，现代中国美学反而对于那些以传统思想形式存在的本土学术资源缺少一种深刻发现、有效发掘和主动研究。除了像朱光潜的《诗论》、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以及邓以蛰有关中国艺术的一些精妙论述以外，我们几乎很难再从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努力中找到有力地接续或有意识地利用本土美学传统的优秀成果。及至1980年以后，随着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面积涌入，令人目不暇接的西方美学理论、特别是当代美学的各种新成果，更使中国美学研究大规模地进入了对于西方学术体系的热烈追寻、移用过程，而较少清醒、自觉地考虑建构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理论体系与实现本土学术资源的现代转换的关系问题。今天，不仅我们与西方的学术对话变得相当困难，同时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了西方话语的支配性体系之中；不仅中国美学的现代学科建构任务未能完成，而且当代的中国学者在这一建构过程中面对支离破碎的西方后现代学术语境也益发显得无所适从、犹豫迷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