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将诚信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体系之中，从个人层面对公民作出道德规约与行为范导，彰显了诚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家—社会—个人”这一有机统一体中，诚信不仅关乎国民道德素质，更关涉社会和谐与国家形象，是促进个体向善、协调人际交往、规范社会秩序的美好德性与价值准则。科学认识新时代下诚信的内涵意蕴，探索构建诚信社会的实践路径，将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诚信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道德支撑。 一、“诚信”被列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逻辑解析 诚信，即诚实、不欺、相信、信任之意，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将诚信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范畴之内，上升至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层面，表明党中央对诚信问题的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诚信，是以马克思主义信用思想为指导，根植于中国历史传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不断发展的。 1.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信用思想基础上的理论自觉 马克思主义诚信观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核心内容，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文明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过程中，对其信用和经济诚信进行了集中深入的批判性研究。19世纪中叶，伴随欧洲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商业信用关系发展到空前高度。与此同时，资本增值的本质和资产阶级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导致商业活动中失信现象频发，社会诚信危机日益严重。马克思在分析德国市场状况时指出：“竞争不可避免。起初这种竞争还相当体面，并且循规蹈矩。后来，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生意都因搞批量的和虚假的生产，因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1]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信用制度的虚伪性、欺骗性。商业信用危机不仅冲击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影响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转，而且还会延伸至社会领域，引发社会危机与革命斗争。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社会信用和私人信用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温度计。这种信用降低到什么程度，革命的热度和革命的创造力就增长到什么程度。”[2]马克思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揭示出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本质，认为信用是一种经济上的借贷行为，它“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3]。可见，信用既是一个经济范畴，又是一个伦理范畴，体现借贷双方的经济关系与信任关系。信用的这种本质性特征决定信用的二重性，即在扩大资本规模与商品交易的同时助长虚拟资本的膨胀，加深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性，加剧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这也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马克思经济信用思想为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伦理关系准备了思想武器，同时也对我国的商务诚信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商务诚信建设作为我国诚信建设的四大重点领域之一，既是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信用思想的理论自觉，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时代需要。 2.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的逻辑结论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与精神实质，也是中国传统诚信思想的形上之基和逻辑出发点。中国古代思想家首先赋予“诚”以本体论意蕴，认为“诚”是“天之道”，是“天理之本然”，自然宇宙、万事万物，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存在，遵循自己固有的真实的规律运动发展。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范式中，“天之道”的“诚”自然演绎到“人之道”的“诚”，具有了伦理道德的意义。《中庸》中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4]天之诚是人之诚的本根，人之诚源自天之诚，是对天道之诚的效法，如此，“诚”便实现了天道与人道的合一，这是中华民族诚信思想智慧的鲜明特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作为人道的诚信贯穿于古人生活的不同领域。其一是人际关系领域，即要不欺人，信于人，“人无信不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篇》)，在此意义上，实现了“诚”和“信”的统一。其二是政治领域，“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贞观政要·诚信》)，“取信于民”是当政者维护政权稳定、实现政令畅通的重要保障。其三是经济领域，“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荀子·王霸》)，诚信是经商活动的首要原则，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实现国家的富足安定。诚信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今天建设诚信社会提供了丰厚滋养，而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诚信也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修身自律和治国理政的全过程。毛泽东在继承中国传统诚信文化思想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经验，先后写出《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光辉著作，其精髓是“实事求是”。改革开放后，中国走向全方位开放，同国际社会的交往也日益密切，诚信从国内道德领域扩展至国际领域。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是信守诺言的。”[5]在处理香港回归问题时，邓小平坚定指出：“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6]415这一论述有利维护了中国的信誉和尊严。新世纪，江泽民提出党内政治生活“发扬讲真话不讲假话、言行一致的优良作风，支持和保护党员依据党章规定的权利发表意见”[7]，从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丰富了政治诚信的内涵。胡锦涛将诚信建设纳入和谐社会建设体系之中，大力倡导“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道德风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国家诚信文化建设，其诚信思想内容丰富，涉及党的建设、社会建设、国家形象建设等领域。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诚信价值由个人延伸至国家，由国内拓展到国际，失信治理方式由以教育为主向教育和制度并进转变，我国诚信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习近平指出：“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