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633/j.cnki.11-2579/d.2020.0099 中华民族历经沧桑却生生不息，苦难深重却绵延不绝，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一民族拥有适应性变革的强大内核。每一次对内外挑战的回应、对上下危机的应对，最终都会沉淀为一种理性精神，从而为民族走出困境积累着丰富的智慧和经验。晚清以降，中华民族遭遇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危机，不得不在世界工业化的旋涡中重新思考生存方式和获取途径，五四运动就是中华民族重获新生、走向现代的重要拐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力量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以全民族的搏击培育了永久奋斗的伟大传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角逐竞争中，最终有能力把中国引向现代化道路的是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意识深层秉持五四理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形成了独特的革命文化形态，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五四精神与中国革命文化生成的历史逻辑 《辞海》对于“革命”的释义有二：其一，古代以为王者受命于天，故称王者易姓，改朝换代为“革命”；其二，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在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基因中，革命、变革所占的分量都很重。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共产党以开天辟地的勇气和革故鼎新的执着，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对政治心理、政治理想、政治观念、政治伦理、政治策略、政治制度、政治道路等进行一系列文化价值建构，形成了特定的革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1]。讲的就是革命精神、革命文化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具有的主导性价值和意义。 1.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阐述政治革命提供了理论源头 陈独秀在1915年发起新文化启蒙运动，锋芒直指旧道德、旧文学和文言文。陈独秀无情指摘儒家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造成了独立人格的丧失，由此而生的忠、孝、节等是奴隶道德，是妨碍中国民众觉醒的大敌。李大钊则把对孔教的批判上升到政治层面，他认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针对当时有人提出把孔教载入宪法的主张，李大钊一针见血地称之为“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更是把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概括为“吃人”两个字。这种勇猛的姿态使新文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在青年学生群体中产生极大震撼。各地宣传新思潮、批判旧文化的进步社团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这场包含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理性等内容的思想大潮，在中国开启了空前的思想启蒙运动。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已饱受新文化熏染的青年学生在民族尊严受到欺凌、民族利益遭到掠夺之际，以果断的行动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一是反帝，二是反封建。这两个基本点为日后形成的中国革命文化的最初底色埋下了伏笔。当时，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反帝爱国热潮又与思想启蒙大潮相互激荡，在全社会倡导科学与民主思想，促进个人独立、自主人格的形成，并最终带来政治的民主化，促进社会进步，实现真正的社会革命。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直接推动新型现代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五四新文化因而成为革命意识形态即革命文化的直接源头。两者之所以有如此密切联系，不仅仅在于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人大多是五四运动的激进分子和受五四思潮影响的先进分子(即“准备了干部”)，也取决于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现代思想的传播(即“准备了思想”)，而且，五四运动预演了中国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并能生成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是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场景中诞生的，这一场景也正是五四运动场景的延伸。 1920年4月，正在上海筹备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到中国公学发表激情演说，阐明五四运动所特有的两大精神，即“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他倡议青年学生“努力发挥这两种精神”[2]。这一论断构成了中国革命文化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自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2月，全国范围内的罢工运动多达百余次，直接参与者30多万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影响下，富有“牺牲精神”的工人阶级开始了“直接行动”。 2.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斗争实践孕育革命文化雏形 中国共产党这个由五四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注定具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在第一个纲领中就宣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在一年之后的二大宣言中，又提出“民主主义革命”。再一年后的中共三大宣言，明确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当时的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认为，“国民运动含有对内的民主革命和对外的民族革命两个意义”。国民革命提出的“打倒列强，除军阀”，也正是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延续。1925年五卅运动前夕，团中央局总书记张太雷撰文《五四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党内著名理论家瞿秋白撰文《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将五四运动与当下的国民革命运动有机勾连。1926年3月，李大钊论道：“由五四到五卅弥漫全国的反帝国主义的大运动，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3]。共产党人意在借用五四论述，以证明反帝民族革命运动的历史合理性。也就是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阐述政治革命提供了现代理论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