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6年杨义主笔的《中国新文学图志》出版以来，中国文学图文互文研究方法渐成热潮，学术界与出版界通力合作编辑出版了一批富于代表性的著作，在研究体例、图像辑录、图文关系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从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杨义主笔的《中国新文学图志》到范伯群的《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赵稀方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等著作，图文互文法作为一种有效的文学研究方法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学术界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图文互文著作也日益重视。 同时应该看到，在持续数十年的中国文学图文互文研究著作的编纂氛围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太尽如人意的问题:一些文学图文研究著作的编纂者缺乏足够的知识背景，无法在图文关系、意义生成上进行内在的创造，而只能将图像硬生生地夹入研究著作中，图像与文字叙述缺乏内在的关联;有的图文研究著作一味追新逐异，为提高图像资料对于读者的吸引力，有意选择一些冷僻、古怪、晦涩的图像，忽略了图像与文字之间的匹配度，等等。这些图文研究著作所存在的问题不是个案。学术界与出版界如不能直面这些图文症候，忽视了图文著作对于高品质图像史料的自觉追求，将对以后的中国文学图文互文研究产生负面影响。 一、简单图像与著作的语境缝隙 造成中国文学图文研究著作中图文问题的原因多种多样，若从著作编纂者的角度而言，是否具有丰富的跨学科知识、合理的图文关系认识是极为重要的内在原因。由于当代学术研究的专业分工逐渐细化，许多学者形成了持续关注某一领域的研究兴趣，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越来越专业化、具体化，学者一旦跨出了专业之外便举步维艰。 不少文学研究者进入到图文互文领域后，由于缺少了出版学、美术学、书法学、摄影学、心理学、民俗学、图志学、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只能从文学的单一视角看待图像史料，难以形成穿透性的文化视野，选择图像时过于依赖简单图像史料。在一些中国文学图文互文研究著作中，编纂者只是简单地为著作配置了作家头像、作品封面、会议合影、著作插图等图像，却难以借助更为复杂、细腻的图像史料深入到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与作家的经历、思想、情感形成谐振。张浩达认为，通过将具有不同属性的图像进行搭配可能形成新的文化意义与语境:“图形信息空间的跨度越大，其造型单元之间的差异就越大，重组后产生的信息作品所包含的信息空间就越大，各造型单元之间的优势互补就越明显，其视觉价值就越高”，“将时间序列和信息的空间差异都较大的图形信息进行重组，可以极大限度地发挥各视觉图形单元间的‘杂交’优势，例如，使一些大家熟知的形象重新焕发生机，从而为新的视觉设计提供有力的支持。[1]但在中国文学研究图文互文实践中，能够自觉地执著于图文关系新形态建构的学者并不太多，相反以简单图像史料匹配文学研究的著作为数更多。在范培松、金学智主编的《插图本苏州文学通史》(全四册)中，著者既在正文开始前配置了数量不少的彩色插图，又在正文中间夹上了各类图像，在图文互文著作中算是颇为用心的一部互文著作。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作者在使用图像史料时不太注重选择那些富于深意、具有文化典故或故事情节的图像，而多选择背景单一、一目了然的图像，如姑苏城外古枫桥、苏州虎丘生公讲台、千人坐、顾况像及其铭赞、赵哗《吴越春秋》书影、言堰像及其铭赞、吴公子季札像及其铭赞、陆云《陆士龙文集》书影等。这些图像固然能够让人立即明白所指，但其直白与浅显也削弱了图像叙事的力量与包容性，使得图像难以承载更多的文学精神与文化意义。周育德编著的《中国戏曲文化》虽在开头部分选取了若干页彩色剧照或脸谱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正文中所选择的图像多为出土画像石或石棺画像，如沂南县北寨村东汉墓百戏画像石、徐州汉画像石、河南南阳汉画像石、河南修武县出土金代石棺大曲演出图等，或为战国铜壶上的乐舞图、东汉击鼓说唱俑的简笔画、莫高窟中237窟舞台图等。作者或许并未意识到，其图像选择窄化了中国戏曲文化的范围与内涵。中国戏曲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囊括了文学、舞蹈、音乐、美术、杂技等各学科的文化背景。仅仅就其中的文学要素而言，就与中国古代抒情言志的诗词文化、以讲述故事见长的史传文化、以消遣娱乐为特色的说唱文学关系密切。因此，研究中国戏曲文化必然需要广泛涉猎这些要素。但在《中国戏曲文化》这部著作中，作者虽然从文字角度分析了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结构，注意到中国戏曲与传统哲学、民俗学、伦理学、宗教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密切关联，却未能在辑录图像时从上述角度展开，以展现中国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与地方特质，却只注重舞台表演艺术这一直观形象呈现，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在集体合著大型文学研究著作成为惯例的情况下，如杨义般独立撰写百万言三册巨著《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时代似乎俨然成为了历史。这既是学术研究风气的时代转型，也是学者知识结构与学术抱负的历史擅变。在文学图文研究著作中时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不少文学史著偏向于一两人主编、众人合编(著)的图文互文的方式，但其缺陷在于图文之间可能存在无法弥补的破碎之处。”[2]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郭杰、秋芙总主编的《图文本·中国文学史话》，这套图文研究著作分为先秦文学、秦汉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代文学、辽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近代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十本著作。但在具体实施图文著作的编纂时，则由一至三人主编各分册，各册再由若干学者分别编纂及辑录图像。如此一来各分册之间固然存在着图像来源、类型及图文配置、图像比重等诸多落差，即便是在同一分册内部也因各章编撰者的不同形成了文字叙述风格、图像趣味、图文关系等差异。《图文本·中国文学史话》一套丛书共十卷，由郭杰、秋芙总主编，龚宏、王桂荣任中国现当代文学分卷主编，而在具体负责现当代文学分卷撰稿的研究者则由龚宏、王桂荣、刘勇强、徐桂梅、胡亭亭、李铁秀、李雷、吴立刚八位学者组成。由于撰稿者较多，分工也各有不同，所以在具体章节图像史料的选择上也形成了各自的趣味。但作为一本图文互文研究专著而言，图像史料的不同选择有时会影响整本研究著作的风格统一性。在该丛书的现当代文学分卷中，有些章节喜欢使用书影，如在研究史铁生、余秋雨、王蒙等作家时分别选择了《病隙碎笔——史铁生笔记》封面、《山居笔记》书影、王蒙不同时期头像等，而在另外一些作家的图像使用时则选择了会议照片、书信，形成了较为斑驳的选择标准。作为一套丛书，不是不可以选择不同的图像史料，但是在一些基本类型图像史料的选择上应当在保持一致性的基础上补充其他类型的图片。 尽管如此，这也并不意味着集体编撰的文学图文研究著作就一定存在着各部参差、图像趣味迥异的情况，这与研究者的基于渊博学识、综合素养而成的多元知识结构有着密切关系。冰心主编、董乃斌、钱理群副主编的《(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杨义主笔、杨义、中井政喜和张中良合著的《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程光伟、吴晓东、郜元宝和刘勇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中，得益于主编者明确的图文建构意识、丰厚的知识储备以及良好的协调沟通能力，这些著作能够形成前后贯通一气、充沛丰盈的内在精神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