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9)12-0098-07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研究历史发展过程时所使用的研究逻辑和研究方法，马克思将历史问题和信仰问题融合在一起，呈现出历史事实和人的主体性价值的共通性。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具有科学性，而且具有主体性，是历史事件与价值批判的综合，从这一层面来看，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结合可以创新文学批评话语体系，拓展并深化现有文学批评理论的叙事方式。 一、文学批评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交织关系 (一)社会底层是二者叙事的共同焦点 历史唯物主义能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融合发展的重要原因在于二者都在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方式及其为社会带来的变革力量，都在用“从下至上”的叙述方式来颠覆传统的“从上至下”的叙述方式。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它的出现总是关照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是大众的而非少数群体的，是对人类实现自由、追求幸福的诉求，而非对人类尔虞我诈的写照。我国当代文学也具备这样的理论诉求和价值标准，对自由、公正、幸福的追求也是当代文学的精神主旨和终极关怀。从1980年以来，先锋文学成为当代中国底层文学叙事的重要代表，相关作家如罗伟章、王十月、陈应松等人无一例外在现实生活中都处于社会发展的底层，饱受辛苦生活的磨练。“我经历了那样的童年，看到了那样的人生……生活逼使我把苦水吐出来，形成文字。”[1]从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当时的作家并非刻意地虚构出社会底层的生活困境，而是采用了一种记录和写实的手法呈现出日常生活的沉重。马克思在他的文本叙述中也关注了生活在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底层阶级，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在于关注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而非宗教文献中所描述的抽象的、形式化的、孤立的人。在考察资本主义生态中现实的人的生活方式时，马克思发现“物质利益”的流动方向总是聚集在少数的资本家手中，工人们与资本家相比不仅没有经济利益可言，就连基本的生活尊严也被资本家们剥削殆尽。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唯物主义将现实的人与现实的生产关系联系在一起，讨论了社会生产为社会各个阶层带来的变化，历史唯物主义对底层生活的关照是因为它本身不仅是一种社会科学的解释逻辑，还具有一定的价值评价的标准，那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在这一层面上，文学批评和历史唯物主义拥有了共同的研究对象和批判的焦点，它们都关注了处于政治权力弱势的社会群体和个人。不论是文学批评理论的创作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都需要学者们用一种政治批判的眼光来对待现实问题。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总是从文学与现实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来揭示每个时代的意识形态。而这一意识形态是通过作者的体验而展示出来的观念、感情及其价值取向。”[2]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瓶颈与批评理论的价值取向有着直接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理论遭遇了艰难的转折性发展，在90年代时，随着改革开放、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西方文学理论体系的影响，中国文学批评产生了“失语”的现象。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现代性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作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标尺，而失去了站在中国发展的现实来考虑中国人自己的问题的逻辑。社会底层的政治边缘化和经济发展的低迷被西方娱乐性的文学意识形态所遮蔽，导致了大量的中国文学评论家们放弃对社会底层的关注而转向了对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描述、解释上。文学批评的创作离开了对底层文学的关注就忽略了历史发展的价值尺度，文学批评的失语现象并不是完全因为受到商业消费和传媒市场的炒作而迷失了方向，从本质上而言，文学批评的失语是因为文学批评家们过多地将意识形态的分析方式运用在文学作品的分析上，底层文学因并不是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主要内容而遭到了文学批评核心价值理念的排斥。当文学批评与历史唯物主义相互联结时，底层文学与底层生活将重新成为批评者们的研究视角，这是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塑造了一种“由下至上”看待现实问题的分析模式。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它的基本立场就是尊重人民的利益，让社会的生产围绕人类的需求而发展，从下向上看的历史考察方法可以抵御当今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所带来的话语侵略，中国文学批评的新话语和新的叙述方式只能产生在中国人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而底层生活和底层文学则是中国当代发展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对当代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起到了一种引领性的作用，对底层社会的关注成为二者融合发展的关键性契合点，对财富、权力、自由、正义等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促使了文学批评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站在了相同的立场上，产生了相一致的政治目标。充分正视中国当今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底层社会问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中国文学的批评者们提供的最直接的方法论。 (二)公共性成为二者共同的价值旨趣 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另外一个契合点存在于它们对“公共性”的考察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共性强调人类在解释世界时要将社会放置在一个运动的环境中来考察，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强调个人的主体性发展与多数人的群体性发展的有机融合，“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3]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更多的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或者更加具体地说是人与自身以外的所有存在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的公共性就来自于人与其自身以外的存在物所拟定的契约，当每一个社会主体都互相制约而形成了平衡发展的局面后，人类的公共空间才真正形成。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批判的对象，揭露了资本主义虚假的公共特性，他认为人类的公共性是人的具体的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公共性体现出群体性的生产方式所要遵循的价值标准，而与之相对应的个体性或私人性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根源，为财产私有提供了最直接的价值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功能在于调和人的“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的矛盾，二者不再是无法调和的对立面而总是处在一种可以互相转化又交织发展的生态中。“从传统政治学的角度，我们往往会将‘公共性’与‘私人性’对立起来谈，但是如果转移到文学领域，‘公共性’的问题还具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维度。这就是‘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问题。”[4]“文学之内”和“文学之外”的交互发展即是人们时常描述的由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到读者中心的转向。中国的当代文学理论也在一直面对处理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当文学作品的阐释在这三者之间形成一种稳定的发展态势后，文学阐释的公共性逐渐产生。在公共性这一层面上，历史唯物主义和文学作品、文学批评理论都将协调社会关系作为重要内容，历史唯物主义是人在建立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形成的理论总结，而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则是描述和呈现人类公共性空间的秩序和价值标准。文学的阐释并非一种纯粹的私人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文化实践，文学阐释的主体通过批评实践将作品带入到人类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中，作品的形成过程与作品的被阅读的过程有着很明显的区别，这是因为作品的形成和传播都是一种大众的行为，即便作品是由一个作者独立完成的，它的内容也是反映了人的最基础的生产关系。而受众的阅读过程是一种封闭式的消化过程和自我享受的过程，文学作品的阐释者需要将自己的评价标准与整个社会的公共评价标准结合在一起然后将自己的阐释结论展现给公众。所以说文学批评本应是一个具有公共性的、主体性的文学实践，批评者所要研究的就是作品所涉及的所有人、事、物以及这些文学意象与受众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