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美学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文艺学这个二级学科下面的伴随改革开放时代而创立、成长并引发争议的一个新兴学科方向。它汇聚了改革开放时代初期文艺学学者的变革热情和创造性能量，吸引一批又一批学者投身其中，推动文艺学及时实现关键性突破和创新，并随后在学科体制改革上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实绩[1]。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文艺美学遭遇学科方向及研究方法等问题的持续困扰。从改革开放时代40年这一视角回看这门三级学科的发展历程，以此为基础重新考察它的现状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向，相信对于把握文艺美学学科本身以及重新理解它所从属于其中的文艺学学科，都有着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一 缘起：跳出文艺美学视角后的旁观 凡是从事(过)文艺美学研究的学者，想必都了解这一基本的学科史实：文艺美学是在1980年6月于昆明召开的中华美学学会第一次全国美学会议上，由当时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胡经之首倡而随后在各方支持下迅速建立和成长起来的。他那时提出：“高等学校的文学、艺术系科的美学教学，不能只停留在讲授哲学美学原理，而应开拓和发展文艺美学。”1982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刊物《美学向导》登载他的专门论述文章《文艺美学及其他》，正式将“文艺美学”的学理阐述公之于众。简要回顾这个历史并不悠久但也不短暂的学科的历程，不免颇多感慨：似乎这近40载光阴真的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学科变迁之魔力，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让文艺美学学科走上了一条与其诞生之初心并不完全一致甚至相反的学术道路。该学科建立时的初心在于，让文艺或文学从“文革”时代“为政治服务”转而回归于其审美的本位或本体，但后来的文艺发展进程却又不仅自觉地日益远离这种审美本位，还重新发现其发展无法脱离其当初曾竭力挣脱的政治性，并且把从文艺的审美本位中重新发现其隐秘的政治诉求作为学术创新的方向。如何把握这种学科历程的曲折性呢？其原因又在哪里？如此，文艺美学就难免自动暴露出与自身建立时的初心已然相悖的学科发展困境。而当前如何理解并走出这种困境，也就作为一种学科发展疑难提出来了。 笔者2007年以来主要投身于艺术学及艺术学理论，而内心又始终萦绕着浓烈的文艺美学情怀的经历，从各艺术门类及艺术学科视角时时返身回看被列于文学学科门类的文艺美学的发展状况，竟见出文艺美学的某种新东西——它在当前需要实施自身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艺术论转向了。这正是本文的写作缘起之一。 二 美学论范式：文艺美学的第一次转向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学位及学科体制刚复苏，处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面的文艺学还亟待变革：如何摆脱“文革”年代由“文艺为政治服务”引导的极端政治化偏向的桎梏，回归于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本心，是一件令人颇费思量的事情。那时节，由何其芳的遗作《毛泽东之歌》(载《人民文学》1977年第9期)引发的“共同美”讨论，激发出更大范围和规模的全国性美学热潮。就连年逾八旬的朱光潜先生也撰文《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积极加入讨论中。美学一跃而为当时全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热的“显学”之一。关心美、谈论美学，成为当时各学科大学生和学者的共同话题。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文艺学学科领域学者们那时的高度关切点。一次看起来偶然的阅读经历，成为文艺美学学科在改革开放时代创立的导火线。1978年的一天，胡经之读到台湾学者王梦鸥出版于1976年的书《文艺美学》，被其书名“文艺美学”本身深深地吸引住了，随即产生了灵感：应当在中国语言文学下文艺学学科中新建立一个与哲学学科下的哲学美学相区别而又特别契合文艺自身特性的分支或交叉学科，这就是文艺美学[2]。 王梦鸥(1907-2002)是如何想到“文艺美学”这一名称的？尚不得而知。但从有关传记材料可知一二：他早年留学日本，后来赴日本任教。在出版《文艺美学》前的1968年至1970年，曾到广岛大学任客座教授。他受到过日本学术的相关启发，这个可能性较大。该书体现了以美学视角去观照文学现象的学术思路。全书分上下两篇，共计11章。上篇的7章论述自古希腊至20世纪西方文艺美学思想的历史，下篇4章论述文艺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作者并没有对“文艺美学”作为学科的对象、性质、内容、范畴、方法等等做系统论述，其新学科创立意图并不强，没有大陆学者胡经之那种学科创立者的迫切性和明确性。但他却明显对运用美学或审美视角去论述文学问题，具有清醒的自觉意识。在下篇第一章“美的认识”中，他继援引韦勒克和沃伦的名著《文学理论》中的“艺术是服务于特定的审美目的下之符号系统或符号的构成物”后，又强调指出：“倘依此定义来看，则所谓文学也者，不过是服务于特定的‘审美目的’下之文字系统或文字的构成物而已。它之不同于其他艺术，在于所用的符号不同，但它所以成为艺术品之一，则因同是服务于审美目的。是故，以文学所具之艺术特质言，重要的即在这审美目的。反之，凡不具备这审美目的，或不合于审美目的，纵使有文字系统或构成，终究不能算作艺术的文学。”[3]他高度重视文学作为艺术所具有的“审美目的”，强调舍此“不能算作艺术的文学”，从而体现出以文学的“审美目的”为基本观察视角和研究内容的倾向。这或许正是该书之所以吸引胡经之的重要原因[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