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的对外输出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彰显美国软实力并进行国际控制的核心内容。国际政治大师汉斯·摩根索指出：“像所有思想观念一样，意识形态是一种武器，它可以提高国民的士气，并随之增加国家的权力，而且正是在这样做的行动中，它会瓦解对手的士气。”①基于对意识形态的重要性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历任总统在意识形态外交上从未放松过对“异己”国家的演变和颠覆：从苏联的解体到东欧的剧变，从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到对西亚北非的“颜色革命”，无不渗透着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而且这种战略攻势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网络的虚拟互动特性自然成了美国对华进行意识形态攻势的重要手段。为此，警惕美国对华网络意识形态战略输出的新动向，对于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意识形态战略性输出是美国遏华制华的重要利器 意识形态的战略性输出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利器，也是颠覆“异己”国家惯用的手段。迄今为止，美国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大致经历了从敌视丑化到和平演变再到战略围堵三个时期，尽管每一时期其意识形态攻势的方式、方法不同，但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中国西方化，最终彻底沦为美国的附庸。 1.对华意识形态的敌视丑化期 这一时期主要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多年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时盟国的美国在外交上采取了“扶蒋反共”政策，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也拒绝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封锁和制裁。不仅如此，美国还在中国大陆伺机寻找代理人和培植反动势力，在中国政府内部进行策反活动，同时运用美国较为先进的广播对新中国进行诋毁、丑化和攻击。在边境地区利用民族问题和边境问题煽风点火，制造矛盾和冲突，甚至煽动达赖集团搞分裂西藏活动等。美国这种或明或暗的意识形态战略攻势极大地危及了新中国的政治稳定。美国将自身视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自认为肩负着对所谓“集权世界”进行斗争的使命。为了对华进行文化封锁，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宣称：“不准许同中国进行文化上的交流，是美国过去的政策，也是现在要继续执行的政策。”②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尼克松访华才告结束。可以说，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意识形态攻势更多意义上是敌视和拒绝的。 2.对华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期 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末是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的和平演变期。在这一时期，特别是70年代前期，随着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国际局势的重大变化使得先前敌对的中美两个大国因战略利益需要开始走向接触，并逐步建立了外交关系。当然，中美外交关系的建立并没有使美国放弃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影响，而是在与中国经贸交往、人文交流中忽明忽暗地进行着文化思想和价值理念的渗透。美国在向中国输出资金、技术的同时，也在输出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渗透着美国价值观的图书、报纸、杂志大量涌入中国，“美国之音”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地对华进行汉语广播，而电视媒介的普及也为美式生活方式影响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态大开了方便之门。冷战结束后，曾经让美国畏惧了40年的战略对手——苏联突然解体了，美国人认为从此马克思主义失灵了，美国可以称霸世界了。可是，正当美国人欢呼胜利之时，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1992年之后的经济竟然奇迹般地高涨，于是美国的战略家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威胁论”出笼。为了应对中国的威胁，美国重新燃起了对中国“和平演变”的希望。针对中国开始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尼克松曾经放言：“中国已永远被抛入了世界市场。再回到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的经济隔绝状态已不可能。”③他还建议西方国家，要“把中国拉回到世界大家庭中来——但要作为一个伟大进步的国家，而不是作为世界革命的中心”④。为了“和平演变”中国，成立于1996年的“自由亚洲电台”不仅在播出时数、语种上加大对华围攻，而且在输出功率上增大倍数，其目的就是要使美国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渗透到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之中。 3.对华意识形态的战略围堵期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明显增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的攻势由和平演变转向战略围堵。在这一时期，又以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为界限，分为潜在式围堵和进攻式围堵。潜在式围堵发生在克林顿政府后期和小布什政府时期，在围堵方式上试图通过经贸往来把中国拉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体系，允许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通过人员往来、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9·11”事件以后，美国打着“反恐”的旗号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战争严重消耗了美国的财力，金融危机又使美国发展受挫，与此同时，中国却成功应对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逐渐取代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美国的焦虑情绪开始蔓延，对华意识形态的输出方式由潜在式围堵转向进攻式围堵。特别是2009年奥巴马组阁后，美国政府更加注重互联网的强大影响力，并借助互联网推行其内外政策。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明确提出：“互联网是加速政治、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巨大力量。”⑤他们不再仅仅通过“以触促变”的方式演变中国，而是不断挑起周边争端(特别是海洋争端)阻止中国的复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更是毫不掩饰自己对于社交网络的热情。美国政府对于互联网媒介的重视不仅着眼于国内的政治选举和治理，更专注于对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主导，并通过互联网对他国进行网络渗透、网络策反、网络舆论围攻和网络宗教传播。美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借助互联网肆意攻击中国的人权状况，不时散布“中国经济崩溃论”“中国侵略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搭便车论”“中国占便宜论”等，肆意诋毁中国；借助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突发性事件对中国进行舆论围堵；借助互联网拉拢、策反中国公民，窃取重要情报；诱使别有用心的网络意见领袖攻击我国的制度和政策；通过网络宗教布道蛊惑不明真相人员对抗政府；借助网络指责中国进行不公平贸易等。可以说，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意识形态输出是以互联网为媒介，拉拢盟国对华进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全方位的进攻式围堵，其特点更具虚拟性、隐蔽性、迷惑性和针对性。 二、美国对华网络意识形态输出的新变化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为美国意识形态输出提供了更为便捷、隐蔽的平台。作为世界上网民人数最多的大国——中国因其具有特色的社会制度、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极具潜力的发展态势，自然成为美国战略围堵和遏制的对象。为了遏制并和平演变中国，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正在对华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网络意识形态战略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