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门槛回首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无论从哪个角度探求它的经验、教训以至规律性的东西，你都不会否认它与世界文学关系是一个不能忘记、不可忽视的领域。歌德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但对于一个国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我欣赏海德利希·哈特和朱利斯·哈特1878年在他们主办的《德文月刊》上所言：“尽管我们的刊物主要讨论德国文学，但我们不会忘记，每一种文学都是世界文学之树上的一枝”。注重接受与借鉴外国文学影响，乃是我们文学历史的一个重要传统，汉唐盛业，“五四”新文学运动，它们都证明了吸纳世界优秀文学以至文化，有益于丰富我国那璀璨夺目的文学宝库。 当代中国文学，从总体说经历了既辉煌又坎坷的里程。它对世界文学的引入与吐纳之路也不是平坦的，它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值得沉思的历史现象。开国至“文革”的17年文学，“一边倒”的国策当然使苏联文学影响占据了主导的地位。但由此而得出独此一家、封闭它国的结论，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在翻阅新中国对外文学、文化交流纪事以及17年出版的重要报刊和理论著作时，发现它所涉及的国别与作家名单范围颇广，但丁，塞万提斯，易卜生，歌德，海涅，拜伦，狄更斯，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罗曼·罗兰，惠特曼，德莱塞，马克·吐温，杰克·伦敦，茨威格，阿尔贝蒂，等等，倘若加上俄罗斯的、苏联的、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以及亚非拉诸国，其名单便是长长的，世界知名作家几乎应有尽有。可见，17事实的。至于说，对于我们当代文学影响重大的为什么不是别国而独独是俄苏文学，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政治制约是主要的，但不能将一切现象全部归究于政治。作为刚从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新中国，民族文化心理、时代情绪以及审美欣赏趣味等诸种因素，无不影响着我们当代文学的亲和或疏离。尤其俄苏文学，早从“五·四”时期开始的“以俄为师”，即重视苏联文学的译介。新中国读者从中看到了别国文学画面所没有的新人物新世界。如《母亲》《士敏土》《毁灭》《铁流》以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真正的人》《古丽雅的道路》《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不但给作家提供了创作方法，文学思维及叙述方式，而且影响了共和国一代人所形成的无私的人生价值观。 新中国17年所接受苏联的不仅仅是哪几位作家或几部作品，就其影响而言，具有总体性的特征。这一总体性可分为几个层次，如文学的领导方式与文学的指导思想；文学的思潮，文学的创作方法、技巧与艺术形式等。光谈苏联文学的领导方式与指导思想，它虽然不像苏联的一部畅销的小说或一部影片，拥有许许多多的中国读者和观众，但它影响着文学领导者某种思想与工作方式，而它的一举一措却直接关系当代文学的命运。如新中国文学发端前后，苏联文学界正在发生重大的事件，这就是1946年联共（布）中央关于两个文学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一部电影（《灿烂的生活》）及其剧场上演节目，连续作了三个决议；1948年2月又作了关于歌剧《伟大的友谊》的决议，以及执掌苏联文学领导权的联共（布）中央负责人日丹诺夫所作的《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这一连串的决议文件和报告，不但及时译介到中国来了，而且还被当作文学的指导性文件，以至1951年末文艺界整风还将它们列为必读和基本学习文件。这些决议文件和报告对待文艺问题，采取的不是自由讨论而是由上而下作出政治性的决定，它直接影响了中国对文学问题的领导方式。不过在中国，往往采取领导者个人或“讲话”，或“批示”，或发“社论”及“编者按语”等方式，传递了自上而下的对文学问题作出的重大决议或决定。 苏联文学的指导思想理论，特别强调文学服务政治或从属政治，而且将文学服务的这一政治含意无限延伸，将文学问题当作阶级斗争和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把政治扩大为政策，以及将文学为政治服务与为政策服务等同起来。在两个杂志的“决议”之前，早于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的决议说：“正如一般阶级斗争在我国没有停止一样，阶级斗争在文学战线上也没有停止。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又说：“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同时要在思想战线许多新的区域中也占有适当的阵地。”这份“决议”所表述的文学领域阶级斗争与争夺领导权的观点，包括它的词语和表述方式，中国读者会有一种仿佛见过面的感觉，对它太熟悉了。日丹诺夫关于两杂志的“报告”，其实是将文学问题导引为政治问题、阶级斗争与争夺领导权斗争问题的具体化。苏联文学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与文学为政治服务并引向了为政策服务的指导思想理论，对我们当代文学影响之广、负面效应之大，至今没有得到深入的清理。例如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有的报告，尽管对文学与政治、政策、关系力求作出理论化的阐释，但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学习各种基本政策”、“不懂得城市政策、农村政策，便无法正确地表现城乡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种强调文学为政治与政策服务的思想，它是来自哪里的影响已经毋需多作说明了。 建国伊始，对《武训传》展开了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紧接着对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也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批判《武训传》远远不止是一部影片的问题，它波及以至震动了整个文艺界和思想文化领域。《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也沿续了《武训传》批判之风，各地不少报刊也先后提出篇目展开“倾向化”的批判。如《关连长》《战斗到明天》《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等，形成了遍及全国的批判声势。耐人寻味的是，批判正在紧张进行的195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别德内依是苏联诗人，列宁曾对高尔基说过，他的诗有巨大鼓动意义。我查阅到斯大林给别德内依两封信，一封是1924年写的，劝他“到巴库玩玩”，态度热情。另一封即是《人民日报》载出的，写于1930年12月12日。如果按1951年中国发表时间来计算，这封写于20年前的信突然拿出来发表，其意何在呢？发表此信时编者加了一个按语：“这封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原则性的问题，即文艺作品如何表现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党的作家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信文有这样一段话，“而你呢，不去了解历史中这个最伟大的过程，不把自己提高到能够担负起先进无产阶级歌手的任务……而是对我国人民的诽谤，是对苏联的侮辱”。除了披载了给别德内依的信，北京几家重要报刊还先后发表了苏联文艺界正在进行的批判乌克兰一位诗人和一个歌剧的《真理报》“专论”及其它文章。读罢给别德内依的信和这些批判文章，如果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及对《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的批判文章，将不难发现，包括思维方式与言语在内，它们之间多方面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