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开始了冲突、交流；与此同时，西方文学理论也开始传入，并与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相遭遇。在这场初次遭遇中，中国的一些理论家有意识地进行了中西文论的对话，试图达到汇通中西、创造中国近代文学理论的目的。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对话（如果不包括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对话）。但是它没有成功，以后至五四运动被全面反传统、全盘西化取代。尽管如此，中西文论的这场对话仍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作为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建设，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 中西文论的初次遭遇，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这种历史条件，既为中西文论的对话提供了可能，也为它的失败设下了伏线。从宏观方面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西方列强的抵抗，不断以失败告终，国门大开，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传入，中国人眼界打开，中华文明为唯一文明的天朝大国心态扫地以尽，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学习西方文明的必要性。从微观方面看，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已经走向衰落，在它自身内没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体系，尤其是传统诗文理论已经无法适应明清以来小说、戏剧的发展，这种情形促使中国文学理论家转向西方文学理论。另一方面，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理论还没有彻底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先秦诸子的学说是好的，只是汉代以来的儒生们给搞糟了，因此，只要正本清源，再加上西方文化的补充，就会重振、重构中国文化。在那个时代、崇尚西方文明与昌明国粹并不矛盾，中西文化并没有象五四时代那样势不两立、必取舍其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抱着乐观态度看待中西文论的差异、对立，认为二者可以相容互补（部分原因是西方文论的译介甚少所知不多）。正是在这种乐观心态下，中西文论才有可能进行对话。梁启超曾经说过：“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外来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都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话，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译的书当宝贝，再加上我们的主观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化非文化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元素混合构成”。（《亡友夏穗卿先生》，见《饮冰室文集》四十一）在这种情形形下，中西文论的对话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例如：对西方文论所知甚少，缺乏深入研究，往往凭一知半解加以主观臆测；对中国传统文论也缺乏系统、深入研究、存在着盲目信仰（先秦诸子）与盲目否定（汉以后）两种片面性；功利主义倾向，对中西文论对话往往仅着眼于社会政治功用，忽视文学的独立性与超功利性，对中西文论的独特美学内涵重视不够等等。这些不利因素，造成中西文论对话难以深入，仅在表层及实用领域进行，最终导致失败。 中西文论的对话是从“三大革命”开始的。所谓“三大革命”是指辛亥革命前发生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它们是在西方文化与文学理论传播、刺激下发生的，实质上是中国传统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改良与自救运动。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学的衰落，因而企图借助西方文学及文学理论来改造、重建中国文学。由于当时对西方文学及文学理论知之不多，因而三大革命也必然是不彻底的，成果也是有限的。 夏穗卿首先发动“诗界革命”，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后继之。他们痛感：“三十年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垂垂尽矣。勉于世无一当焉，愤而发箧，毕弃之”。（谭嗣同《莽苍苍斋诗自叙》）他们力图改造旧体诗，作为再造中华文化的先声。但是，诗界革命的发动者并没有冲破旧体诗的总体规范，更没有走向自由体诗，而只是在旧体诗基础上吸收新名词和口语，以适应宣传“欧洲之精神思想”的需要。他们宣称“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而所谓旧风格，就是旧体诗，他们不准备推毁旧体诗，而只是以新语句加以改良。“诗界革命”虽然对旧体诗有所冲击，但并没有创造出新的诗体取代它，“诗界革命”产生的新诗并不成功，内容与形式的矛盾非常突出。“诗界革命”的不成功，重要原因是对西方文学理论缺乏了解，虽然严复接受了欧洲“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思想，但对整个“诗界革命”影响不大。“诗界革命”不是在新的诗歌理论推动下发生的，而是在西方科学技术、社会思想传入的刺激下产生的，它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即宣传“欧洲之精神思想”。因此，作为中西文学思想的初次对话，中国一方对话主体并不知彼，这种对话也不会结出硕果。 “文界革命”主将有梁启超、谭嗣同、康有为等，他们批判古文，认为八股、辞章、义理、考据等皆为“谬种”，提倡“烟土披里纯”（灵感），并创立“条理细备、词笔锐达”的新文体，即所谓“报章体”；它吸收大量新词汇、运用外国语法、成为由文言向白话过渡的中间形式。裘廷梁甚至提出了“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从而向建立新文体迈进了一大步。但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对西方文学理论所知甚少，在传统文学理论中又很难找到变革的依据，因此不可能在实践中完全取消旧文体，建立白话文的新文体。而且，文界革命并非纯文学领域的变革，而是传统的杂文学范围的改良，这说明现代纯文学理论尚未形成。 小说界革命是由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的，它旨在提高小说地位，发挥其政治宣传功用，成为救国新民的工具。中国传统文学的正宗是诗文，小说则为市井小民所好，不登大雅之作。虽然明清时代由于市民阶层兴起，戏剧、小说繁荣，已逐渐取代了诗文的主导地位，但在文学思想上仍以诗文为正宗，戏剧、小说为左道。西方文学传入中国，首先是以小说为先导的，中国知识界进而了解到小说是西方文学的主要形式，地位崇高、影响广泛，于是，启发了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小说界革命”。他们认为西方文明开化，小说之功甚伟。中国要进步，必先新民，要新民，必从小说革命开始。梁启超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