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为、语言、符号及其文化惯例 在《符号建模与审美创造》中，我们曾专门阐述了符号建模的三个序列：行为建模、语言建模，以及其他符号建模。行为建模是在生物体与世界打交道过程中形成的，是生物体关联世界所构建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将生物体与世界融为一体，相互适应，既赋予世界以生命结构，又积淀为生物体自身的无意识经验，形成生物体的本能。人类就继承了生物体这一珍贵馈赠。语言建模则建立在行为建模的基础上，是对无意识经验的归类、凝聚和抽象，由此形成具有外延和内涵的“概念”，形成“概念/音响形象”的语言。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语言建模享有相对独立性，这使得人与世界之关系模式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它在建立人与世界联系的同时，又将人与世界相区分，将万物相区分，进而构建了人类意识与意识对象，于是，一个澄明的世界诞生了(马大康 178-190)。从语言与意识同步形成而言，语言建模本身就已经是皮尔斯意义上的符号活动，也即言语行为。 语言具有对象化能力，并因此具有符号化能力。语言可以将行为(姿态、动作、表情)从人的身体上强行剥离开来，作为“对象”来看待和解释，于是，行为也就成为表征无意识经验的符号。可以说，正是由于语言和意识的诞生，行为建模才转化为皮尔斯所说的“符号”，我们称之为“行为语言”。自此，语言建模携手行为建模共同构建了所有其他符号。 三种不同类型的符号具有不同的施行方式和特性：言语行为构建了人与世界的“对象性关系”，这种二元关系可以通过观察、分析、认识来把握世界，人类意识及精神和理性就建基其上；行为语言则构建“非对象性关系”，这种一元关系只能借助于体验、直觉、悟解来把握世界，构建无意识经验，塑造身体，且直接体现着情感形式和生命形式；由于其他符号是由行为建模与语言建模共同构建的，因此兼有两种迥然不同又相反相成的性质，并且最终可以用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张力关系予以解释。人的感觉、感受背后就潜藏着符号建模过程，并运用所有各种类型的符号来把握世界，以及构建文学艺术的可能世界。 所有符号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文化惯例(社会规约)，否则，符号就丧失了社会交流功能。这种惯例并非有明确条文规定的规则，而是在符号实践过程中形成的范例。在文学艺术活动中，符号惯例虽然在源头上与生活实践分不开，却直接借鉴自艺术圈公认的文学艺术典范构成的范例。每个文学家、艺术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典范，择取和分享惯例，并使典范与惯例构成张力关系，由此来继承文学艺术传统。当文学家、艺术家以独特的方式来挑战既成惯例，改造惯例，以致造成某种断裂，进而获得部分文学家、艺术家的承认，形成新的文学艺术共同体，逐步更新了符号惯例时，一种新的文学艺术风格和流派就诞生了。但是，当文化惯例的更新不仅涉及作品风格，而是针对文学艺术的基本观念和制度，也就是说，这种改变不是停留于符号惯例层面，而且深入符号背后的言语行为，通过宣示行为来再造文学艺术观念和制度，变更言语行为范式，调整言语行为与行为语言的张力结构，改变感觉、感受背后的“建模”方式，它将转移人的注意力，重构人的感觉配置，重塑人的感官，制造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二、符号·仪式·文学艺术 在《古代艺术与仪式》中，哈里森追溯了艺术与仪式的共同根源，认为它们都源自渴盼生命死而复生的强烈愿望，两者有一种“浑然不分”的共生关系。她指出：“艺术并非直接源于生活本身，而是源于人类群体对于生活需求和欲望的集体诉求活动，即所谓仪式。”(哈里森 134)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众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吕氏春秋》101)古代的诗、乐、歌、舞是用于仪式活动的，以此来沟通神人，调和天地阴阳，而且它们可以统称为“乐”。《礼记·乐记》说：“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诎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胡平生 张萌 758)所谓“乐”并非仅指现代意义的“音乐”，而是同时包含着诗歌乐舞，并含有“使天地相和”“使人(神)愉悦而有所得(德)”之义。至于精致的纹饰图像则主要出现在仪式所用的礼器上。因此，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艺术原本就围绕着仪式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是多模态共存的，与人类生存活动密切相关，有着明确的功利目的性。“共情”“移情”则是其主要特征，也即行为语言占据着主导地位，致使仪式参与者全身心投入其中，融合为一。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仪式又是如何建构的，其根据何在，那么，就不得不回到人类符号建模活动。人类文化活动本身就是象征符号活动，而所有的符号都建立在行为建模与语言建模的基础上，是双方相互协作的成果，因此，最终都可以用这两者间的张力关系加以说明。一方面，行为建模强势贯通并融合了人与世界，把人的生命结构赋予世界；另一方面，语言建模却将人与世界相区分，把世界设立为人之意识对象。由于双重建模的协同作用，对象世界已然成为拟人化、生命化的世界，对象也因享有生命性且具有神秘力量而转化为至高无上的“神灵”。这就是万物为神的泛神论世界。仪式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祈求和利用神灵而建立的特定行为程式，吟诵歌舞则是对神灵的敬献和企盼，是不同类型的符号建构，只不过它们还是原始仪式的有机构成部分，是全体成员共同参与体验的集体活动，并没有从中分化出“观赏者”而成为现代意义的文学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