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在我国知识界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反思中，不仅反思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现象，而且反省“五四”以至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一些论者把二十世纪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发展看作是激进主义的主导结果，并展开了对文化激进主义的批判，形成了近年来文化学术研究中关注的问题之一。本文拟对这次迅速显现的批判激进主义的现象作一梳理，以观其貌。 批判激进主义现象的出现 如所周知，在八十年代，特别是在八十年代末的“文化热”之时，主张“全盘西化”、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占主导地位，认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原因就在于“五四”以来反传统文化反得不彻底。但是，随着时间进入九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激烈反传统文化的主调迅速消退，并且出现了对包括激烈反传统文化在内的文化激进主义的广泛批判。在九十年代，“国学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文化改良主义倾向成为学术界的主流，其学术研究立场和价值取向相对于八十年代都有较大的变动和转向。面对这一种现象，学术界相当重视，许多文章都对其出现的原因及其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做出了分析和解释。 （一）反思社会变动与学理探求 论者们一般都认为，从八十年代“文化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否定，到九十年代对于这种文化批判倾向的否定，并且提出了批判文化激进主义的命题，其最根本的事实是在于1989年的社会变动。在他们看来，对于1989年的反思，导致了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反省，引起了对学理问题的思考。 陈晓明在题为《反激进与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的文章中指出，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不仅令人震惊，而且发人深省，它构成了“大部分中国学人思考的出发点”。反激进主义命题的提出，就是从反省这一具体历史事件开始，到全盘反省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的结论。他认为，这种反省具有历史批判和学理探求的双重意义。九十年代的学人，经过历史批判和学理探求，不仅改变了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同时也改换了知识谱系。因此，当重新审视近现代以来的文化传统时，就会发现：“现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存在一股强烈的激进主义潮流，它左右着历史进程并总是在某些转折关头把历史推向灾难的境地”。于是在陈看来，反激进主义，不仅只具有学理的意义，而且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具有广泛的文化象征意义。[①] 许纪霖认为，1989年是“大陆后现代思想的精神出发点”，正像1968年是西方后学的出发点。他强调，以后现代思想研究文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历史反思来探究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场毫无妥协余地的直接对抗”，“为什么对立的双方都表现出一种同构性的思维逻辑，都以为真理在握，代表着正义，掌握这道德的制高点”。因此，后现代思想实际上是从“反思80年代文化热，进而反思整个20世纪文化热的重要思想资源”。[②] 陈少明提出，九十年代保守主义的兴起，是以八十年代激进主义的挫折为前提的，二者的更迭转变并不是学理竞争的结果，而是一场政治震荡后所填充的“言路”。[③] 很明显，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与价值取向和学术立场的改变有密切关系。正是由于价值观念的改变和学术态度的改变，才使九十年代的文化批判与八十年的文化批判有如此重大的变化。在巨大的社会变动后，提出反激进主义的命题，显然确立了一种与之相应的反思理论和新的文化视野。《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归依——90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一文的作者，对此有所概括：一是放弃激进的批判精神，实行温和而稳定的话语实践，二是放弃对共同处境的忧患、焦虑和怀疑，转变为对个人境遇的关怀和思考，三是放弃对终极价值、目标信仰的追求和提供，而关注具体的局部问题及其解决。[④] 方克立在对九十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加以分析时指出，反思和批判激进主义，是九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表现，实际上也揭示了文化保守主义是九十年代的一种反思理论和新视野。他认为，在反思中国近代历史时，一方面批判激进主义，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的过分偏袒和衷爱，这显示出了当代保守主义的渊源所自和思想承继关系。[⑤]其实，这也表明了批判激进主义的渊源所自和思想承继关系。赵毅衡在不同的文章里，也不断讲到后学理论在批判文化激进主义中也是作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理论加以运用的。[⑥] 总之，把1989年作为一次激烈的社会变动加以反思的结果是，不仅提出批判激进主义的态度，而且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视野。 （二）海外对激进主义的批判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文化热”中，海外的学者就已经展开了对激进主义的批判。而且，在国际环境的大背景中，批判激进主义也是七十年代以来的一种思潮。问题是，八十年代的文化态度是在“全盘西化”的主张下，认为反传统还不彻底，因此在文化激进主义高潮之际，批判激进主义的观点就没有、也难以得到重视。直到九十年代初期，随着价值取向的调整和学术立场的转变，学术界的知识结构也出现调整，从而为批判激进主义提供了一个话语可能存在的空间。批判激进主义，不仅是对近现代文化传统的审视，也是在反思中找到的话语方式，即海外批判激进主义的理论观点始得重视。一些从保守主义立场上批判激进主义的读物，在知识学术界逐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88年9月，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余英时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的讲演，及其由此引起的讨论，对于国内展开批判激进主义具有直接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