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武汉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期间，《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特邀了国内长期从事东方文学、东方美学研究的6位专家学者座谈。① 座谈会的议题是：东方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东方文学的特点及研究方法，有关印度、阿拉伯文学和圣经文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在座谈中，专家们首先充分肯定了东方文学学科自确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繁荣局面，② 但相比较而言，关于东方文学学科发展的问题还是谈得多一些。专家们站在学术研究的制高点上，谈到了“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妄自尊大或悲天悯人的态度、基础翻译和基础研究欠缺、功底不深、方法不当、总体规律揭示不够、版权问题、市场经济规律的限制、敏感的宗教问题、教育管理体制的偏向② 等是造成东方文学学科边缘化、队伍萎缩③、教材雷同的内部的或外部的主要原因。座谈会开了三个半小时，会议纪要《“东方文学”专家谈》由笔者(注：《外国文学研究》“东方文学”栏目责任编辑，座谈会召集人)整理后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上。总体来看，这次座谈会对我国东方文学教学和研究具有历史总结、现状分析、未来前瞻等重要指导作用。但尚未涉及东方文学学科的起源、全球化与中国主体性、学科体系、东西方文学学科发展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等重要理论问题，而这正是2006年10月20—22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东方文学学科发展史”学术研讨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本文试图在上述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专门来谈谈东方文学学科与东方学的渊源关系问题。 东方文学属于东方学学科分支之一，有东、西方两个东方学源头。先来看看它的西方源头。 欧洲的东方学历史悠久，伊朗学者认为它始于中世纪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发生的十字军战争时期，并把欧洲的东方学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中世纪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对东方学的研究并没有步入正轨，而且研究受到了基督教会的诸多影响。与此同时，在中世纪东方学研究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基督教徒的信仰和诽谤伊斯兰。鉴于此，如果对这一时期很多东方学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就会发现：他们在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杰出人物进行恶意诽谤和诬蔑。东方学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事实上，现代东方学和大学里的东方学科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甚至在部分欧洲大学里还开设了东方学系。在这一时期，东方学带有早期欧洲殖民主义强权专横的政治色彩。换句话说，随着欧洲权力范围的扩大和对东方国家的殖民，东方学成了欧洲殖民主义利用的工具”④。西方著名的后殖民批评理论家爱德华·W·萨义德在《东方学》一书中系统考察了东方学学科发展的历史，认为“在基督教西方，东方学的正式出现被认为是从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Church Council of Vienne)决定‘在巴黎、牛津、波洛尼亚、阿维农和萨拉曼卡’⑦ 等大学设立‘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系列教席开始的”。⑧ 国内学者根据其成熟的形态有建立于18世纪⑨ 和19世纪⑩ 两种说法。以上划分，主要依据一是殖民征服的起始时间，二是东方学成熟的标志。 本文认为，如果从文化比照与借鉴的角度加以考察，这个时间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阶段。早在古风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希腊就爆发了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据统计，公元前800年—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对东方世界的理论研究和实地考察也由此开始。在西方，最早注意东方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以古希腊的奴隶制民主政治为标准，批评东方人(主要是波斯帝国)对专制皇权的崇拜。“古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历了西亚、北非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曾在他那渊博的历史著作中第一次写下了古代东方各国人民的历史纲要。虽然这个纲要的许多部分是幼稚的，但它毕竟是天才的和珍贵的，是首尾一贯的”(11)，对许多东方民族和国家包括埃及、吕底亚、腓尼基、叙利亚、波斯等的政治专制作了描述，他“也是最早提出关于古代东方世界文化遗产这一重要问题的人之一”(12)。在他看来，巴比伦人的日晷、埃及的太阳历、腓尼基的字母等，不仅优于而且是直接影响了希腊，他甚至认为东方是一切文化和艺术的发源地。连萨义德甚至也认为《伊利亚特》中有关于东方和西方的清晰区分，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埋下了亚洲绝望和失败的祸根。历史地考察，“东方”这个概念起源于东方某些民族和国家被罗马共和国所占领的时代。(13) 这些都是日后东方文学研究范围内的基本问题。正因为早在古希腊罗马阶段西方人就有了东方这个参照系，所以中世纪欧洲文化精神的重建即得力于两希文化的融合，西方人在古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在为自己设置的对立面——文化他者身上认识了自己，并在同对立面——异质文化的斗争与转化中求取新质，获得了新的自我意识。希腊美女跟着希伯来苦行僧走了，神取代人、“灵”取代“肉”的历史开始了。这是人性的压抑，也是人性的升华；是人性的失落，也是人性的寻觅。西方人不满足于物欲和情欲，希望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史的开端。西方的近代史就是不断加强殖民扩张的历史，伴随着日益加剧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殖民主义渗透。在殖民扩张过程中，一批西方学者在考古发掘的科学实证活动和对古代东方铭文的解读过程中，开始系统地对亚洲和北非一些文明古国的语言、文字、历史、宗教、艺术、风俗及其他物质的文化和非物质的文化进行研究。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对埃及象形文字成功地进行了破译，此后德国学者格罗特芬特、英国学者H.C.罗林逊和乔治·史密斯对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译读告捷，使东方学得到突破性的进展，从而奠定了埃及学、亚述学等学科基础。西方国家创办了一些著名的东方学研究会(14)，还创办了一些著名的东方学杂志(15)。与此同时，东方文学研究也被纳入东方学领域，“‘东方文学’则是‘东方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19世纪的东方文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发掘整理材料，识读东方古文字阶段”(16)，并与东方学其他分支学科关系密切。精通梵语的英国学者威廉·琼斯最早确认梵文与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和波斯文之间的关系，并于1789年把《沙恭达罗》翻译成英语，第一次把印度古代文学介绍给西方。不过，早期有关东方文学的探索，基本上是处于发掘材料、确认语言文字、整理古典文献和译解作品的阶段。据国内某些学者的说法，直到20世纪初俄国东方学学者图拉耶夫的《东方文学论文集》等研究论著的问世，才标志着东方文学作为国际上一门独立的人文学科开始发展起来。此观点较为频繁地出现在一些重要的讲话、文章和著作里，几乎已经成为中国东方文学学术界的共识，但依据是什么，没人加以说明。东方文学圈子里极少有人见过这部书，即使偶尔见过，也因不懂俄文而搁置在一边。这么重要的标志性的著作至今仍然没有中译本，在中国学术期刊网查不到有关该书和作者的信息，在谷歌网上只查到两条信息(15)，确实奇怪！但也可以理解，懂俄文的人一般研究俄国文学，很难去译一部《东方文学论文集》；而搞东方文学的人往往又不懂俄文，做不了这类基础翻译和研究工作。我们仅仅在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第二版，王以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附录”参考书目部分看到列有：(图拉耶夫)“东方文学。论文集”，第一—二分册，彼得格勒，1919—1920(世界文学，第一卷)；仅仅知道“在资产阶级学者这些综括性的著作中，特别重要的是法国的埃及学家G.马斯伯乐所著的三卷‘古典东方民族古代史’，B.A.图拉耶夫院士的两卷‘古代东方史’，E.梅叶的综合性巨著‘古代史’。”(16)“图拉耶夫院士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俄罗斯东方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他的学术著作在资产阶级史学界占着卓越的地位，并且具有许多独具的特点。图拉耶夫的主要著作‘东方文学史’比起他以前的人们的综括性著作来，包括着为数更多的民族和国家……与此同时，他又在自己的著作中鲜明地指出了古代东方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些遗产曾大大影响了希腊、罗马的文化和中世纪的东方文化的发展”(19)。“都拉也夫(В.А.Тураев，1868—1920)在革命前的东方学中，创立了俄罗斯的古代东方史学派。他是最大的埃及学家，是巨著《古代东方史》的作者”。(18)“到那时为止的东方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古代和古典的文学研究。”(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