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8)07-0052-07 成熟的政党，必然敢于直面时代问题，也必然敢于回应时代呼声。伴随着鸦片战争以来近4万万中国人改变自身处境及民族命运的历史选择，随着中国的革命斗争和社会建设各阶段的发展，革命文化不断丰富其内涵并获得新的表现形式。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明确指出，包含革命文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p.41)从腥风血雨的革命岁月，到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再到克难奋进的改革开放新时代，革命文化都以一种强烈的人民诉求、时代和精神需要，内化为对民族前途的担忧、百年屈辱的抗争和民族未来的企盼，同时也是政党提供的成熟主张，以“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2](p.208)在该意义框架内，革命文化如同原子裂变，持续释放着自立自强的精神张力，凝聚思想共识。 在任何时代，保持民族国家的独立、完整和持续发展都是一项重大工程。面对列强入侵、地主阶级封闭保守的残酷统治、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压榨，旧中国土地被瓜分、人民被屠杀、资源被残酷掠夺等种种惨状，如果没有抗争，中华民族恐将亡国灭种。这时，最为迫切的是把全国各种具有异质性特征的思想和行为转化为具有同质性特征的整体性系统运动，从而把农民阶级、无产阶级、开明地主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等分散、孤立、自发或朦胧的自觉意识统摄到摆脱殖民奴役，寻求民族独立、国家振兴、人民富强的整体性认知和社会行动中来。把人们对民族命运的普遍关切与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叙事深度关联起来，从而铺陈出一种现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意象，向处于存亡厄境的亿万民众提供一幅新的民族解放图景，“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1](p.13)由此，无论是作为共产党救国救民的宏大叙事还是作为普通一员的民族国家想象，革命文化把中华大地的每一份子有机联系起来，不断唤起民族觉醒，激发革命斗志，汇聚革命力量，形成思想共识，组建具有共同革命旨趣的“共同体”。在欧洲，革命文化的内涵经历了描述自然物体的运动到赋予其改变命运的进步意义。在最初的含义中，“革命”指向天体时空运动，随着历史的演进，十六七世纪开始指向“命运的变化”“人类事务的偶然变动”“人类时间流程中突发的变故与混乱”，开始具有了革旧鼎新、改变命运之含义。18世纪法国大革命爆发，启蒙思想家的革命观在欧洲大地上有了一次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一个重要原理，即革命必须由受压迫和剥削最苦的阶层来完成，革命必须采取必要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来推翻旧有秩序建立新秩序。在中国，革命文化从最初“改朝换代”以改变“天命”向救亡图存、民族振兴转变。正如孙中山所言：“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3](p.1)1840年，列强入侵敲碎了中国闭关锁国的“迷梦”，用坚船利炮叩开了国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苦难深重的一页翻开了。深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激发了中华儿女浓郁的忧国忧民情怀。毛泽东、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在积极吸收传统革命文化资源上，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背景的革命文化。毛泽东曾对其下过一个经典定义：“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4](p.708) 革命文化认同离不开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有一个由一批先于大多数被动反抗的觉醒了的人们组成的政党组织作为坚强的领导，他们担负着动员、领导、组织民众的历史重任。诞生于炽热的革命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最先觉醒，他们启发、动员和组织四万万同胞，让民众认识到社会性质的变化，认识到民族、国家的前途，更认识到革命的性质、途径和前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感知到人们对民族前途的焦灼，意识到革命文化对创造“救亡图存”的革命意向的积极作用。没有革命文化来激活麻木的吃蘸上革命者鲜血的“人血馒头”来治肺痨的普通民众、凝聚一盘散沙的社会阶层人士、振奋彷徨无助的民族精神、昂扬自发觉醒的民族斗志，中国人民的革命就不可能转为自觉革命，“影响中国20世纪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5](p.92)“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使中国人民具备了思想、愿望、情感向革命转化的基本条件。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所描绘的革命前景产生了时代共鸣，革命文化迅速聚集起巨大的民族整体性力量，“原来近代中国革命，是由帝国主义底压迫所引起。中国整个民族，都在帝国主义底铁蹄压迫之下。所以中国革命的原始动因，是反抗帝国主义底压迫，解放整个被压迫民族”。[6](p.283)就连20世纪20年代初来华讲学的罗素也看到：“中国如果不变成尚武的国家，或者列强不变成社会主义国家，那么中国的经济难免要为外人所控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在本质上形成了弱肉强食的关系，无论在本民族内还是民族之间。但中国变为尚武的国家，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终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社会主义在欧美取得胜利。”[7](p.50) 二是有一个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无数的社会革命表明，没有先进理论作为指导的革命，注定是失败的革命。无数仁人志士，包括中国的几大阶级——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都试图给出自己的探索和答案，因为指导思想与中国的革命现实和民族命运不符，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的革命活动以及十月革命的启迪下，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从而开辟了中国近代革命的新局面。 三是找到了改变现状的方式和手段，即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别的阶级或别的方式来实现。在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历史背景下，个体能否生存、民族能否延续、种属能否保留引发了中华民族“救亡与复兴”这一压倒一切的主题。改良、妥协都不能改写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境况，唯有革命才能改变亡国灭种的命运。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唯有以革命的暴力来反对反革命的暴力，才能实现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独立。谢觉哉在1940年也谈道：“不论哪种革命，总是反抗压迫。统治者不许我们自由，不和我们讲平等，不采取我们的意见，一味压迫，——压迫即是不民主，于是我们就要革命，革命是争取民主，推翻反革命是推翻不民主。”[8](p.339)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也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9](p.16)通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等波澜壮阔的“武器的批判”运动，我们实现了以独立、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取代腐朽没落的旧中国的重大历史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