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论域的深入展开，究竟应该在何种意义和层面上理解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已引起当代文化思想界的广泛关注。“马克思与现代性”“马克思与后现代性”等问题的辨析因而成为十分重大的当代理论议题。这些理论议题无疑也是当代美学与文艺学界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域，尤其是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这一问题星丛，延伸出马克思如何看待和理解“现代性”、马克思思想是否具有“后现代意蕴”、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对于进一步思考“审美现代性”“文化现代性”“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诸多当代性问题能够提供何种意义上的理论视域和方法等一系列问题，成为当代美学与文艺学广泛关注且充满争议的问题论域。 一、马克思与现代性：多重复杂的历史辩证法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批判，这一分析批判开辟了一种属于马克思视域的“现代性诊断”“现代性反思”和“现代性批判”的独特理论路径。正是在此意义上，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吉登斯将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称为“现代性理论”三大思想家。然而，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应该在何种意义上阐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依然众说纷纭、难以定论。 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历程看，马克思与现代性之关系确是一个充满疑难的问题域。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始终予以历史辩证法的审视：“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以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①学者黄瑞祺则认为在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三重辩证关系：“(1)他是一位现代主义者，倡导现代的理念，能深刻地理解及欣赏现代性的意义和潜力。(2)他是一位‘批判现代’或‘反现代者’，批判现代性的病态(如异化)及危机，且试图改造之。从这一个意义来说，他是‘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先驱之一。(3)他也是一位‘激进的现代主义者’(radical modernist)，倡导‘无产阶级革命’，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消除异化，解放生产力，以求进一步实现现代的理念。”②另一位学人罗骞也概括总结说：“就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系而言，目前国内外有以下一些主要的观点：马克思的理论是现代性理论，与古典哲学一样是一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还原主义，是一种典型的宏大叙事……也有人认为马克思思想具有后现代的特征，詹姆逊就立足于后现代语境对马克思展开阐释，贝斯特和凯尔纳认为从克尔凯郭尔和马克思开始了后现代的转向，国内也有人提出马克思思想的‘后现代意蕴’，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确认马克思思想的后现代特征。”③正如上述学者所言，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确实错综复杂，这种状况导致人们在理解此问题时充满争议。问题如此错综复杂，但丝毫未能减弱人们探讨争辩的理论热情，因为，它关涉如何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关涉如何在历史语境与当代思想中切实地理解“当今时代依然处于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之中”等重大当代性理论问题。 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与现代性之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理解上的差异。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应该从何种立场与视域出发来看待马克思与现代性之关系。具体而言，是从现代性立场与视域出发，还是从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与视域出发，抑或是辩证地介于两者之间来看待或理解此一问题。与之相应，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有人确认马克思属于现代思想家，有人指认马克思为后现代思想家，也有人认为马克思处于现代与后现代的矛盾冲突或辩证融合之中。一般来说，从现代性立场与视域出发来处理这一问题，大多会将马克思理解为现代性思想家；从现代性批判的立场与视域出发来处理这一问题，大多会将马克思理解为后现代性思想家，以彰显其后现代的思想意蕴；而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理解，则往往强调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批判又继承的辩证关系。 理解马克思与现代性之关系，应主要包括两方面的理论诉求，即一方面从现代性视域出发，将马克思学说置于现代性问题域中进行新的阐释；而另一方面则是从马克思视域出发，将现代性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问题域中重新理解。正如伯曼所言：“事实上，马克思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现代主义的东西，正如现代主义能够告诉我们许多关于马克思的东西……我们将看到，这两者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比现代主义者或资产阶级所愿意设想的要多得多。我们将看到，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资产阶级在一种奇怪的辩证舞蹈中被卷到了一起，假如我们注意它们的运动，我们就能了解一些有关我们大家共有的现代世界的重要的东西。”④也就是说，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理论之间的互文或互动，其关键在于获取一种重新阐释的空间，无论是从马克思视域看现代性问题，还是从现代性视域来看马克思学说，都需要在互文对话过程中获得一种重新阐释的可能性。 因此，此一论域的介入，不应停留在马克思与现代性问题的简单对位描述上，不应仅仅满足于梳理出马克思如何论述现代性问题。重新理解或再度阐释的理论诉求，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与现代性的论域中获取一种新的理论视域、新的思维方式或新的理论观念，亦即一种新的理论定位。就马克思学说本身而言，如何理解马克思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关涉到如何定位马克思学说的理论性质问题，具体而言，我们究竟是将马克思理解为现代性意义上的思想家?还是将其理解为后现代性意义上的思想家?抑或是将其置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模糊地带的思想家? 显然，若想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或言说当代问题的能力，简单地回到原典以期寻找与现实对位的理论根据是难以奏效的。因为，必须看到，在马克思与当下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历史的距离和差异，而如何拉近这一距离，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要激活马克思主义阐释当代问题的能力，需要借助于某种连接的介质。从理论层面上看，可以将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作为连接马克思与当代现实的理论介质。正如英国学者保罗·鲍曼所言：“后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而来的，这种解构是为了重建和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从而重申这种得到重新阐释的马克思主义，并在今天‘后现代’或‘解构主义的’世界中使马克思主义重新成为一种相关的、积极的力量。因此，后马克思主义就显示为一种被解构了的马克思主义或解构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世界语境中，这一政治理论的有效性在于它更为清晰、更为合理、更为恰当……解构主义对于后马克思主义如何理解政治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文化研究如何理解文化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⑤诚然，为获得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与后现代主义展开积极的对话，只是马克思主义寻求当代化发展的一种路径，至于后现代主义能否在马克思主义当代化过程中成为最有效的理论介质，还需要在未来的理论实践中不断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