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史或艺术史上的文艺高峰，往往来自于多种力量的复杂孕育过程，同时还有待于瓜熟蒂落或水到渠成，绝非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般容易，更非一蹴而就，是急不得的事。对文艺高峰问题的热议已经持续一年多了。多家报刊发表专题报道展开探讨，其中，《人民日报》在去年岁末开辟专栏，约请多名资深文学研究专家就此问题发表文章，分别就我国唐、宋、明清时代文艺高峰、俄罗斯和法国的文艺高峰问题，做了专题探讨①。笔者也曾撰文加入《光明日报》《中国艺术报》《中国文艺评论》的专题讨论②。不过，当此问题受到文艺界和相关社会各界的异乎寻常的广泛关注时，一系列相关问题却不应被轻易掠过，而须加以认真回应和深入研讨。这其中便包括下面的问题：中外文艺史上到底出现过哪些有价值的文艺高峰观？它们中涉及的哪些东西至今还能给我们以启示？当前应当按照何种标准或路径去建设文艺高峰？问题就提出来了。本文不拟仔细梳理这里牵涉的所有方面，而只打算就中外文艺史上出现过的那些文艺高峰观，做一次简要概括和梳理，进而就它们在当前文艺高峰的生成环境及主体条件上的启示，谈点粗浅思考。 一、文艺高峰的国家构想 首先需要看到，文艺高峰问题的讨论在近年间突然趋于高潮，是由于它导源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战略理念，并且在当前被赋予了重要的当代意义。而正是在这种国家战略理念构想中，可以首次见到文艺高峰问题的如下特定表述：“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努力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③注意，在这里的“文艺高峰”之前，有个不短的限定词语，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这种特定的修辞方式表明，国家领导人所构想的“文艺高峰”并不单纯是从文艺繁荣本身出发的，而是体现了一种远为开阔而深厚的国家战略视野：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复兴事业，迫切需要当代中国文艺高峰的生成。这一进入国家领导人有关文化的顶层设计中的文艺高峰构想，不妨简称为文艺高峰的国家构想。这种文艺高峰的国家构想表明，当前中国文艺高峰建设在根本上是服从于国家文化复兴战略的特定需要的。 正是从这种文艺高峰的国家构想的特定需要出发，才可以真正理解下列具体阐述的基本意义。第一，“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即努力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汲取力量，使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第二，对中国文艺史上自身的“不朽作品”充满自信。“在每一个历史时期，中华民族都留下了无数不朽作品。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这里明确把“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都归入“不朽作品”行列。第三，文艺作品总是时代精神的写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第四，努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第五，发掘文艺作品精神深度和高度。“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阔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第六，创造时代杰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的标准，“为人民创造文化杰作、为人类贡献不朽作品”“伟大的文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国家、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优秀作品”。第七，由于如此，这个“伟大的时代”迫切需要培育自觉承担“筑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文艺高峰”使命的“伟大的文学家”和“伟大的艺术家”。④ 可以说，文艺高峰问题的近期理论来源，直接的就是国家领导人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要求努力创作出堪与中国古典“不朽作品”相媲美的文艺高峰之作，以便服务于国民的日益增长的文艺鉴赏需求，增强其文化自信。与此同时，更对中国文艺高峰建设提出新的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由此，可以见出探讨文艺高峰问题的当代意义：第一，直接地有助于增强文艺界创作优秀作品乃至杰作的主体自觉和自信，强化艺术家为人民而创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第二，对进一步推进国民文化自信建设、推动中国文艺高峰生成环境和主体条件的全面改善，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这里所谓文艺高峰的生成环境和主体条件，简要地说，包含了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客观的社会环境条件，例如特定民族、时代或地域中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作用；二是指包括艺术家、艺术批评家、思想家和观众等在内的多种主体条件。 从以上对理论来源和当代意义的简略梳理可见，这次的文艺高峰论热潮的兴起，其直接的根源和动机都远非仅仅出自文艺发展本身的要求，而是呈现出一种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远为宽阔而深厚的构想——中华民族文化复兴需要中华文艺的伟大复兴：“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⑤而当代条件下新的文艺高峰的生成，才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坚实的铺路石和引人注目的典范标志。 不过，假如以为这种有关文艺高峰的国家构想是仅仅局限于中国内部的一种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之举，那就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应当看到，正是在给文艺家们的讲话中可以看到，坚定的本土立场上屹立着一种开阔的世界性跨文化胸襟：“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只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文艺才能接住地气、增加底气、灌注生气，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要求艺术家们做到“三来”，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并且致力于“在继承中转化，在学习中超越”，以便“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其目的正是“让我国文艺以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屹立于世”⑥。可以说，这里着眼的还是世界文化中的中国文艺高峰生成，也就是处在全球多元文化激荡中的中国文艺高峰建设，从而在文艺高峰问题上体现出基于本土立场的跨文化胸襟。 这种基于本土立场的跨文化胸襟，进一步体现在如下方面：第一，这种文艺高峰应当来自于古典传统的现代化和当代化。“中华文化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第二，这种文艺高峰应当敢与世界多彩文化争奇斗艳。“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激活其内在的强大生命力，让中华文化同各国人民创造的多彩文化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第三，这种文艺高峰应当代表当代人类与世界的最深广视野。“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作为追求，让目光再广阔一些、再深远一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探寻，同时直面当下中国人民的生存现实，创造出丰富多样的中国故事、中国形象、中国旋律，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展现特殊的诗情和意境。”⑦可以说，上述三方面分别指向有关当代中国文艺高峰的基本标尺，而且其中每一方面都体现了本土立场上的跨文化胸襟：一是文艺高峰应当体现当代世界中的中国传统；二是应当与世界多彩文化平等绽放；三是应当代表当代世界文艺之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