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3－0028－16 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学术研究中，“图像”现在都已成为一个关键词。所谓的“后现代转向”，在某些学者看来其实就是“图像转向”，正如美国学者安东尼·卡斯卡蒂所指出的：“鉴于当今的社会与物质环境，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审美转向’已经不是多新鲜的事儿了。图像不只是无处不在——存在于任何表面之上或任何媒介之中，而且占据了一个先于‘事物本身’的位置；今天的世界甚至可以用‘图像先行’来定义。也就是说，图像不仅仅在时间上，而且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均先于实在①。”[1] 斯科特·拉什认为：话语与图像之间的区分，本身已经为后现代美学这种“指意的图像体制”提供了基础。在《后现代主义社会学》一书中，斯科特·拉什还对现代与后现代的“感受性”作了一个区分，认为“现代的感受性首先是话语的”，而“后现代的感受性是造型的”[2](P95)。此外，作为后现代运动的主将之一，在其早期著作《话语，图像》中，“利奥塔认为西方哲学是围绕着话语与图像、推论与感觉、说与看、阅读与感知、普遍与特殊之间的二元对立组织起来的。在上述每一组对立中，前者在传统上总是被赋予特权，而利奥塔则试图捍卫这些二元对立中被贬抑的一方。与许多符号学家提倡语言之优先性的作法相反，利奥塔赞成图像、形式和意象——亦即艺术和想象——对理论的优先性。”[3](P195) 而且，利奥塔的目的还不止于此，“《话语，图像》一书并不仅仅是在倡导图像优于话语，或所见优于所言，它同时也在从事一项解构事业。利奥塔希望使图像进入到话语之中并影响话语，并且发展出一种绘图式的（figuring）写作模式，‘以言词作画，在言词中作画’②。”[3](P198) 从中不难看出，利奥塔并不是真的要拒绝或否认话语，他只是试图把图像从长期的被贬抑中解放出来，并提醒人们注意话语中被遗忘、被忽视的因素。利奥塔心目中的理想状态是话语（文本）与图像的和谐共处、相互借鉴、相得益彰。 无疑，由语词或话语构成的文本与图像之间存在着非常复杂的关系：语词是一种时间性媒介，图像则是一种空间性媒介，但由语词构成的文本却总想突破自身的限制，欲达到某种空间化的效果（这种情况在现代作品中尤为明显）；而图像呢？也总想在空间中去表现时间和运动，欲在画幅中达到叙事的目的。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图像与文本间有时还存在着某种“互文性”的关系。总之，“图像与文本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论述过诗歌与绘画的平行关系，贺拉斯的名言‘诗如画’更是建立了它们的姊妹关系。在西方历史上，关于图像与语言的关系的争论，可谓是一场‘符号之战’。所以，米歇尔（W.J.T.Mitchell）将图像与语词喻作说不同语言的两个国度，但它们之间保持着一个漫长的交流与接触的关系。”[4] 当然，正如很多后现代理论家所指出的：除了这种相互借鉴和模仿的关系，图像与文本间还存在着竞争和压制的关系。在我看来，如果能把图像与文本之间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搞清楚，文艺理论甚至史学理论中很多棘手的问题便会迎刃而解③。在《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10期）、《空间形式：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思想战线》，2005年第6期）、《时间性叙事媒介的空间表现》（《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文中，我主要探讨了叙事作品中“以言词作画”的问题，并且涉及“在言词中作画”的问题。在本文中，我将通过具体考察故事画，来探讨叙事图像与叙事文本之间那错综复杂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图像对文本的模仿或再现问题。 一、叙事：语词与图像 语词与图像都是表情达意、传播信息的媒介，也是叙事的工具或手段。当然，人类可以用来叙事的材料很多，正如罗兰·巴特所说：“对人类来说，似乎任何材料都适宜于叙事：叙事承载物可以是口头或书面的有声语言、是固定的或活动的画面、是手势，以及所有这些材料的有机混合；叙事遍布于神话、传说、寓言、民间故事、小说、史诗、历史、悲剧、正剧、喜剧、哑剧、绘画（请想一想卡帕齐奥的《圣于絮尔》那幅画）、彩绘玻璃窗、电影、连环画、社会杂闻、会话。”[5] 但无可否认，最基本、最重要的叙事媒介却非语词与图像莫属。日本学者浜田正秀把语言和形象视为“两种精神武器”，这两种武器各有特色：“语言是精神的主要武器，但另有一种叫做‘形象’的精神武器。形象是现实的淡薄印象，它同语言一样，是现实的替代物。形象作为一种记忆积累起来，加以改造、加工、综合，使之有可能成为精神领域中的代理体验。然而它比语言更为具体、更可感觉、更不易捉摸，它是一种在获得正确的知识和意义之前的东西。概念相对于变化多端、捉摸不定的形象而言，有一个客观的抽象范围，这样虽则更显得枯燥乏味，但却便于保存和表达，得以区分微妙的感觉。形象和语言的关系，类似于生命与形式、感情与理性、体验与认识、艺术与学术的那种关系。”[6](P32) 关于图像与话语这“两种精神武器”的优缺点，德国艺术评论家瓦尔特·舒里安有很好的论述：“图画就是一种编了码的现实，犹如基因中包含有人的编码生物类别一样。所以，图画总是比话语或想法更概括、更复杂。图画以一种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浓缩了的方式传输现实状况。因而，图画当然也让人感到某种程度的迷糊不清，然而，图画在内容上比话语更为丰富——话语‘容易安排’，但也容易出偏差。”[7]“大自然的多样化是更容易安置在图画里而不是在话语里的。当然，话语在信息传输时表达得清晰、有目的指向；然而多样性在话语里更容易失去。……话语有可能比图画真实或更真实，但是，同被现实性大大净化了的话语比较起来，图画中包含的观点具有更丰富的色彩、更丰富的内容，也更鲜艳夺目。”[7] “人能够经话语而超越自己独特的本性并成长，但人能够借助于图画（像）而获得广博、深远的学识。”[7] 显然，用这“两种精神武器”来叙事，自然也是各不相同、各擅胜场的。 细究起来，语词又可以分为口语和文字。在文字产生之前，最基本、最重要的叙事媒介是口语和图像。由于口语叙事仅限于当时当地，所以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一书中，傅修延这样写道：“在未摸索出用文字记事之前，为了突破时空的限制，古人尝试过用击鼓、燃烟、举火或实物传递等方式，将表示某一事件的信号‘传于异地’；发明过结绳、掘穴、编贝、刻契和图画等手段，将含事的信息‘留于异时’。”[8](P16) 应该承认，这些试图把含事的信息传播于异时异地的“叙事”手段，大都已在历史的进程中灰飞烟灭，只有那些至今还留在远古洞穴或岩壁上的原始图画还能够让我们依稀读解出一些原始人的生活故事。在文字产生之后，图像便与文字一起，成为叙事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或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