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17)06-0046-08 DOI:10.16216/j.cnki.lsxbwk.201706046 中华民族精神历史悠久,积淀数千年,内涵博大精深,是孕育当代中国精神的深厚积淀和沃土基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根与魂,他不仅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且回溯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建立,到辛亥革命、鸦片战争,乃至整个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来定位和发掘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奠基于中国几千年来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在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兴衰中实现了两次现代转换,铸就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四大深层基础,这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精神之间关系演进的宏观历史脉络和观念基础。 一、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初始基因和传统形态 民族精神属于上层建筑,总是深深植根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中。在古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农耕经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耕经济直接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这种独特农耕文明的诸多特点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一地域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使他们逐渐形成了稳定的道德准则,并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价值观念,进而孕育了一系列优秀的民族精神;在这种民族精神的影响下,出于将自己所处的社会建设得更好的强烈责任感等原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精神上的普遍社会认同,由此逐渐产生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传统中国精神。 (一)中国农耕文明的初始基因及其影响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疆域辽阔,总体处于北温带和亚热带,地理位置比较优越,适宜农业发展。中华民族祖先的农业生产大约始于一万两千年前,几乎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①。至夏商周“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是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②。据著名史籍《国语》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③这种农耕经济特征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界通常把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称为农耕文明。 1.中国农耕文明的初始基因 概括来说,中国农耕文明主要孕育以下初始基因。(1)亲自然性。传统农耕社会靠天吃饭,大自然的风调雨顺与人们的生活温饱密切相关,如何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就成为早期人类自觉程度及智慧水平的标志之一。换言之,越是发达的早期文明就越重视亲近自然。中国古代崇尚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文化精神就是发达农耕文明的生动写照。(2)重关系性。传统农耕社会是田园社会,大家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和谐邻里关系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促进力量,并以小见大,扩展提升为利他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3)尚和合性。亲自然性和重关系性的双向互动作用,促使中华祖先形成崇尚和合的处事方式,遇事强调“和为贵”,主张走“中庸之道”,倾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现和谐社会与大同理想。(4)尊男权性。传统农耕社会生产任务繁重、污浊又艰险,需要强大的体力支撑和胆识引领,加之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极其鲜明,容不得耽误延迟,这些恰恰更切合男性生理和心理特征,更适合由男性来肩负完成,从而形成男权社会,有了男女尊卑、等差级序,最终固化为纲常礼教。 2.中国农耕文明影响下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 张岱年先生等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概括为“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力、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④,这对于我们研究农耕文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有着借鉴意义。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孕育着中华文明的初始基因,型塑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 首先是“刚健有为”精神主导下的优秀品质。人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中,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由此形成了刚健有为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孕育出讲求实际、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注重修养、讲求仁义的“重德”精神,以及勤俭克己、善于反思、注重理性等优秀精神。 其次是“利他”精神主导下的交往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中华文明特别注重伦理精神气质,形成了强调“忠义孝悌”“修己以安人”的利他精神。陈来先生在谈到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时将国人这种自觉关爱、尊重他人的精神概括为“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⑤,这种强调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的利他精神,以及与之相应的“仁爱”精神、“尊礼”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