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当代反思

      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分享思想体系本身鲜明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不将批判性视为理论的基本追求，之后的重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立足资本主义社会语境而不同程度地予以形形色色的当代阐释。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在中国现代文论历史行程中业已形成弥足珍贵的理论传统，有效履行了文学理论对于文学世界的使命担当。毋庸讳言，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反思，似乎更倾向于将没有理论的文学理论视为稳妥的理论存在方式，而20世纪末期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视角的种种转换，则开启了更为激进的反思性乃至颠覆性的扭转。在现实与理论的双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在诸反思与转换过程中渐趋昏暗不明，诸如过时论、本土无用论、“激进化”等观点先后出现。如何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无疑是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必须直面的课题。

      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首先有必要厘清过时论、本土无用论、“激进化”等三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过时论认为，随着“历史的终结”，原本有着明确批判指向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早已失去了批判对象而堕入无物之阵，因而已经过时。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过时论的理论基础是意识形态终结论，而理论预设则是历史终结论。依学者福山之见，作为西方启蒙运动成果的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潜在地预设普遍性的前提，随着这些隐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识形态失去了对立面，人类愈益接近历史的终点，“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已是毋庸置疑。①后工业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的社会实践，已经“合理”地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历史失去前进的动力，资本主义成为社会形态的顶点，历史于是终结。与黑格尔从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逻辑地推演出历史以及文学艺术的终结不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更多的是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背景之中，对不同社会文明形态做出的事实性描述与价值性判断。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意识形态的终结，作为高高矗立于经济基础之上、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上层建筑诸意识形态走向终结，指向对于资本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概莫能外：如果历史已然终结，乌托邦已提前变为现实，文学及其理论批判还有什么能纳入自己的眼帘呢？

      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本土无用论则宣称，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原本明确指向对于资本主义及其文学的批判，其批判性只适用于资本主义世界，而完全不适用于本土语境，尤其是不适用于对社会主义文学与文化的批判；与之相关、又略有差异的另一观点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性只是植根于、并指向资本主义社会，对于本土语境而言，则从来不是批判性的，而是建设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与研究，源于马克思身处其中的主要文学现实，同时也服从于更为急迫的社会革命实践，所谓突出典型环境中对人物典型的塑造、关注文学作品对异化生活的真实揭示、强调对不平等社会生活的批判，等等，这或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一个并不准确的思维定势，仿佛马克思主义文论局限于、甚或等同于批判资本主义现实，因而逻辑地推演其批判精神在本土语境中毫无用武之地。

      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过时论、无用论不同，“激进化”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批判精神并没有过时，但必须在当代语境中予以重新语境化，尤其是要予以“激进化”方能重新激发其活力。对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言，无论他们是不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都会继续受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激励，为了更新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尤其“使这种批判激进化”，则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仍然是当务之急，而且将必定是无限期地必要的。如果人们知道使这种马克思的理解适应新的条件……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批判就仍然能够结出硕果”。②这一观点敏锐地觉察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时代意义，同时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面临新的历史挑战而有待“更新”、有待“激进化”。所谓“激进化”意在对马克思进行解构主义的“彻底改造”：“除了一种激进化之外，解构活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或主旨，这也就是说，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在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它至少是这样。因此这种尝试将马克思主义激进化的做法可以被称作是一种解构”，③这里明确道出“激进化”的实质。

      上述三种观点各有侧重，但它们的共同之处则是有意无意地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批判精神推入幽暗之中。过时论面临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博物馆化”的危险，仿佛批判精神已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历史遗存，在当代视野中好似蒙尘的文物龟缩于历史博物馆的角落；厘清与批判“过时论”的理论预设与理论基础自不待言，更值得警惕的是将文论批判精神等具体化为意识形态批判，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的同时却遗忘了文学与文论，将文学批评等同于意识形态批判。本土语境无用论则更具迷惑性，表面上看起来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文论，而实际上却是在消磨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创新的基本逻辑，它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狭隘地理解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批判，将文学批判等同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同时，又将当下排除在批判视野之外，仿佛批判只有在面对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时方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而在当下则无任何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这既搁置了马克思主义文论批判精神，又“妖魔化”了批判本身。德里达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激进化”，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被指斥为一种没有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在右翼知识分子那里则被批评为夸大马克思的独创性、固守于马克思的思想范式，这些批评并非毫无道理，“激进化”诚然视继承马克思遗产为一种“使命”，但同时又将其规定为只有通过解构活动方能达到，实质上体现了后马克思思潮的基本逻辑，通过抛弃历史唯物主义而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反而在不同程度上阉割了批判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