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一文在2000年4月25日《文艺报》发表后，很快引起了学界的积极反应，5月23日《文艺报》刊发了张炯、陆贵山和包晓光、童庆炳、陶东风等先生的四篇争鸣文章；7月4日，又发表了李孝弟的《需区分感官享受的情感愉悦和审美的精神愉悦》。看来，我所提出的“休闲文学”这个话题引起了大家的浓厚兴趣，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同志们的文章，对拙文既有肯定，也有批评，同时也引起了我的进一步思考。这时，我觉得有必要再就休闲文学谈谈我的一些想法，并兼与张炯先生商榷（张先生的批评较有代表性），当然，也请各位读者赐教。 文学休闲与休闲文学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它与一般的政治宣传品显然不一样，它的道德和认识价值是通过艺术的手段来实现的，它给人的第一价值是审美，是艺术的享受，因而我也完全赞同张炯先生的观点：“凡文学都属审美的社会意识形态……都能使读者获得审美的怡悦，从而得到很好的休息”（本文未注明的引文均出自5月23日《文艺报》，不一一注明），也不认为“只有魏文所划定的‘休闲文学’才能满足人民休闲的需要。”但是，这里有一个关系我们似乎把它混淆了，即文学休闲与休闲文学的问题。诚然，凡文学都是可以供人休闲的，而休闲文学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它的休闲与一般文学的休闲的含指并不完全一致，或者说其休闲的境界并不一样。我以为，休闲文学的休闲境界，是一种轻松自在的、注重品味人生乐趣的、没有政治功利的休闲；而文学休闲的休闲则是一种在审美自由的心境下接受道德教育、带有政治功利的休闲。这就是说，休闲文学的休闲不仅仅是审美的自由与休闲，还在于是实实在在的现实的自由与休闲。人们通常所说的“被襟散发最宜闲”、“卸下办公室的面具”、“是都市机械动作后的一种放松”等，都是指的这样一种境界。 区分休闲的不同境界是有意义的。有人把休闲分为“安适的休闲”与“忧患的休闲”两类，我看也不无道理，只是“安适的休闲”直到今天才是人民大众的现实存在。在过去漫长的阶级社会里，普通劳动人民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休闲，他们顶多也只能从艺术作品（如故事、小说等）得到一些审美自由的满足。如《聊斋志异》中的那些通达人情的鬼神形象，《西游记》中的疾恶如仇、敢打敢斗、神通广大的孙悟空等，这自然会给劳动大众精神上的慰藉，但这里的“休闲”毕竟是有限的、暂时的。即使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一般的人们也从未正视过休闲，甚至是谈闲色变。比如1980年出版的《辞海》，其中解释休闲的含义是：“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这里，完全是把人的休闲排除在外了，难道人类就永远只有“斗争”和“革命”吗？可见，长期以来人们对休闲的认识就是片面的、肤浅的，而且也是十分模糊的。 休闲文学以读者“安适的休闲”为旨归，那么，既然是娱乐休闲，大家就更愿意看那些轻松而明快的休闲文学作品也就很正常了。同时，这类相对独立的休闲文学的勃兴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 要不要给休闲文学一个席位 如果“时下‘休闲文学’悄然风行，的确是事实”，那么，我们就应该关注这一文学现象并给它一个名正言顺的席位。但在张炯先生的文章中，似乎存在着一种两难的心态： 一方面，是明确承认时下休闲文学风行的事实，并“承认‘休闲文学’中确有些具体作品不一定涉及社会政治与道德”，还认为“有张有驰，劳逸结合，自然也需要，”明显地是在肯定休闲文学具有休闲功能和“丰富我们的生活情趣的积极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又要求休闲文学也要去表现政治主题，“认为写‘休闲文学’就可以与社会政治无关，恐怕很难经得起事实的检验。”似乎现在的所谓“休闲文学”一旦不关心政治，就是一些低级趣味的东西。 之所以在张炯先生的文章里出现了如上两难的表述，我看其症结还在于如何理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承认休闲文学可以不去涉及政治，这与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文艺政策就有了矛盾，所以必须制止。而且，尽管休闲文学所写题材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但作家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观点的（过去我们提的是阶级立场与观点），同时它也必然体现到作品中去，这里当然还是有政治。沿着这样的思路，那么我们主张的休闲文学就自然没有了生存的理由。 然而，时下不关涉政治的休闲文学的确正在勃兴，这是大家的一致看法，那么，我们就不能无视这个事实去铁板地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实际上，人们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认识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五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认为“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国进入新时期之后，邓小平同志则明确地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只是强调政治的强大影响，认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党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表述，更多的是强调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显然，从以上的这个发展过程看，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如果用这一发展的观点再来观照休闲文学，我以为，文艺应该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给予积极的响应，并自觉地担负起引导国民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崇高理想永远战斗的神圣职责，而且这也是我们的文艺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主旋律”。然而，在“主旋律”之外文艺也的确并非毫无作为了，“休闲文学”正是“主旋律文学”（或曰号角文学）的有益的附曲。或者说，文艺也可以在非政治的轨道上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