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7-01-003 相较于古代“人—技艺—工具”如庖丁解牛那样的“附魅”模式，现代技术则是“祛魅”的。与祛魅过程联袂而行的，是现代科学体系下产生的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之间旷日持久的论争。20世纪后半叶以来，科学技术在各领域突飞猛进，随着全球化进程而改变了之前相对专业化和区域化的局面，转而趋向大众化和全球化。进入新世纪以后，技术与人的日常生活之间的纠缠愈加密切，同时，人们对技术带来的负面后果的想象也愈演愈烈。物质文化研究试图用多维的视角和多元的观念取而代之，在“自然—技术—人”之间寻求协商的共生关系。 一、唐·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 唐·伊德(Don Ihde)是美国著名的科技哲学专家，他借鉴现象学传统，将自己的研究定义为“后现象学”。伊德概括道：“现象学可以描述为一种哲学风格，它强调的是对人类经验的特定解释，特别是有关知觉和身体活动的解释。”[1](P23)然而现象学容易被误解为纯粹的主观性分析，因此伊德特别强调现象学所讲的“经验”不该被理解为通常意义的主观经验，而应从知觉、行为、情境的综合角度去理解。现象学“面向事情本身”的原则致力于摆脱笛卡尔、康德体系哲学的外在/内在、现象/本质、客观/主观、物质/精神的对立模式，强调意识活动和事物显现并非主客两极，研究事物如何在意识中显现才是关键。正是现象学的这种企图突破传统哲学局限的独特性，使其在当代探讨技术的理论以及物质文化研究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也开辟出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路径。伊德延续了现象学对身体的关注，与客体他物不同，身体似乎是独特的存在。物性身体的“客体性”是身心二分的哲学传统律令和某些宗教(如佛教)教条。现象学以来，尤其是梅洛·庞蒂的身体理论，福柯以及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化研究，都在重新发掘身体。伊德将技术引入身体理论的研究，在《技术中的身体》中，他着重谈论了三种身体维度。质料性存在的，同时又行动的、感知的、体验的身体为“身体一”；文化意义上的身体为“身体二”；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伊德引入了“第三种身体维度”即技术的身体，具身性的身体。伊德指出“身体三包裹(envelope)了身体一与身体二，在此基础上引入技术的维度，形成一种综合的、融通的身体维度”[2]。伊德强调自己的现象学总体上是“人—技术”关系的现象学。在伊德看来，当代人在讨论技术这种“我们在环境中以各种方式使用的那些物质文化的人工物”[1](P23)时，要摒弃卢克莱修式的哲学视角，这种视角是一种“卫星的”视角。相反，我们应该采取“航海的”视角，即领航员置身船中，船置身海中，同时都处于运动状态，也就是说领航员采取的是动态的、情境式的视角。从身体出发探讨技术现象学，一方面有效回击视现象学为纯粹“主观性”学说的误解与偏见，突出人的身体本身就是知觉、经验、质料、行为、文化的混合体；另一方面，从身体出发考察人与技术的关系源自“没有技术人是否能生存”的拷问，从远古至今，人类生存的方方面面都与技术相关，这种关系是“具身性的”。 身体既与知觉牵连又与实践结合，而技术是人开发和使用的人工物，与人紧密相关。技术现象学的实质，是全面探讨人与技术的关系，即伊德总结的：具身关系(embodiment relations)、诠释学关系(hermeneutic relations)、他异性关系(alterity relations)、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具身关系实质上是反拨异化理论所开辟的技术使人与人、人与世界疏离的判断。人以特殊的方式将技术融入到自身的经验中，这时，人与世界体现为“(人—人工物)—世界”的关系。技术的具身性即技术在这种关系中呈现出的“透明性”，它仿佛融入到人的经验系统当中，在经验行为中几乎注意不到，例如眼镜、助听器、轮椅、汽车等的使用情境，这相当于海德格尔所分析的使用中的锤子，即“上手”状态的工具。在人与技术的具身关系中，身体得以扩展或转化，与世界发生多态的日常实践关联。诠释学关系是有关人与技术关系的第二种理解。伊德认为，正是海德格尔关于客体物“在手”状态的负面分析，使其无法从诠释学关系的角度理解人与物的生存关系。借助诠释学的文本阅读与解释，伊德指出技术情境中人的另一种行为和认知模式，简言之，即人借助技术进行阅读与解释行为，在这种情境下，技术是可读的文本。例如借助温度计或者其他仪器我们可以足不出户便知室外温度，这个认识不是亲身体验而是通过阅读文本把握被文本指示的世界。因此诠释学关系体现的是“人—(技术—世界)”的关系形式。伊德指出，“具身关系和诠释学关系的一个根本区别是知觉的位置，但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解释先于具身活动和诠释学活动”[1](P99)，这两者的关系在生活实践中往往相互融合。技术的物质性使其很容易被放置到客体的位置上，然而人对技术一直有一种矛盾的态度，既希望技术不是客体物，而与人融为一体(如具身关系分析的那样)，又希望技术跟人划清界限。因此第三种技术与人的关系即是他异性关系，技术作为“他者”与人产生联系。更准确地说，技术的他异性应该为“准他者性”(quasi-otherness)，技术的自动化和智能化使其似乎要成为一个有机体，但实质上并未成为动物或人。也就是说，技术弱于他人和动物的他者性，但比单纯的对象性强。他异关系可总结为“人—技术—(—世界)”。引入他异关系是因为伊德认为将技术视为外在于人的客体物(对象物)并非关系论的角度，也就无法阐释清楚技术对人发挥的作用。最后是背景关系，指技术似乎在人的生活中“不在场”，而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例如日常居所、交通工具、交通管理系统、自动化家电。伊德拿宇宙空间站为例，这完全是靠技术构建的一个相对完善的人工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技术成为背景，调节着人的生活。如果说前三种关系都是“聚焦型”关系，那么背景关系则是“失焦的”，技术参与构造了环境，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正因为这样，这些技术对人的影响范围更广，往往具有潜移默化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