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6)-06-0055-13 目前，“1950年代的中国”研究方兴未艾，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其中，中国共产党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制度，尤其是结合自身经验，逐步使马列主义理论教育进入大学制度体系，为确立党对高等院校的领导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这是认识新中国教育转型的关键，涉及马列主义教育的课程化、组织化、制度化，以及运作体制等内容。学界既有研究主要以中苏关系史、中国教育史为视角，运用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国教育部门档案等文献资料，梳理苏联专家与中国教育体制“苏联化”的背景、过程、内容和影响，也有以典型院校为对象的实证研究成果，而从政治理论教育的角度研究苏联专家与高校马列主义课程建构的成果尚不多见①。 本文在吸收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发掘利用基层档案的基础上，致力于以“20世纪50年代马列主义进大学”为主题的系列后续研究，即以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样板——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该校苏联专家怎样发挥作用，还原其全面引进苏联教育经验、建立马列主义课程体系的过程，分析这一课程体系在引入和调适中产生的结构性问题和历史影响，由此呈现中国高校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的原初面貌和基本构造②。 一、苏联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引入与马列主义专家的派遣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逐步确立了全面学习苏联的国家建设取向，意识形态教育的“苏联化”是中共创办新型大学教育制度时面临的一项现实而紧迫的课题。还在1949年1月，毛泽东同米高扬谈及马列主义教育问题时，已经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理论水平不高的担忧，言外之意就是中共的理论教育需要向苏联学习③。7月至8月，刘少奇访问苏联，中苏议定苏联帮助中国创建一所培养干部的新型大学。在毛泽东看来，这所大学理应“学习苏联在各项工作中的和资产阶级不同的一套学说和制度”④。9月，苏联顾问费辛科和菲力波夫协助中国筹备这所大学，最终确定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校为基础，创建中国人民大学⑤。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决议，规定人大的教学方针为“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本科开设马列主义、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史等政治理论课程⑥。1950年10月3日，刘少奇在人大开学典礼上宣布，社会主义大学不再是以改造思想为目的政治训练班式的大学，而是采用苏联经验的正规大学，中国将来的大学都要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建设⑦。可见，中共设想以人大作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教学改革的样板，以便创造经验，复制推广。 对于中共而言，学习苏联经验的现实紧迫性首先在于延安整风时期形成的解放区政治理论教育已经无法适应执政后的“马列主义学习热”的新形势。新政权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拥有合法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凭借党组织在全国的建立健全，以及党内宣传部门的领导推广，形成向全国各领域传播的态势，全社会出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热潮。在改造旧大学、推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中共废除了与旧政权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讲义、三民主义学说等课程，要求各大学添设马列主义课程，但政治理论教育因普遍经验不足、师资匮乏而难以适应干部理论学习、大学教学改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巨大现实需求。尽管1949年三四月间，中共北平市委曾经提出由各校校务委员会或学生会聘请一批党员和进步人士在大学进行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的学术讲演，中宣部指派党内政治理论教育专家——华北大学艾思奇、何干之两位党员教授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唯物史观、新民主主义论，但这种派遣党员教授作讲演或担负某一课程的办法无疑杯水车薪，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马列主义教育的问题⑧。 更重要的是，中共在新接管高校复制解放区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努力，遇到严重的现实阻力。解放区的政治理论教学继承的是延安整风经验，从反对教条主义出发，立足长期战争和农村环境下根据地甚至敌后办学的现实条件，形成了短期政治训练班性质的以思想改造为目的的政治理论教育方式⑨。1949年8月5日，经毛泽东肯定并批转各地仿效学习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马列主义教学经验，就是解放区政治理论教育经验的放大，它把学校看作“思想战场”，理论课程设置少而精，学制灵活，注重以马列主义改造学生思想，学员参加体力劳动，教学贯彻群众路线⑩。但经过一年的教学实践，解放区政治理论教育非正规化、非系统性的弊端日益显现，新区高校政治课存在突击运动式教学、内容零碎不系统、组织建设滞后等问题(11)。1950年，艾思奇有针对性地提出学校政治理论教育中长期计划和系统学习的重要性问题，主张取消一些强制性的、群众运动式的教学办法(12)。1951年2月，中共明确指出党内理论工作“存在着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检讨了延安整风运动没有在反教条主义同等规模上反对经验主义的教训，强调“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和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有系统的学习”(13)。这种认识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打开了闸门。 反观苏联，斯大林时期，逐渐形成了一套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核心的、以系统正规为基本特点的政治理论教育模式。十月革命后的1919年2月，列宁在《俄共(布)纲领草案》中提出，学校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仅要传播共产主义一般原则，还要对半无产者等阶层施加无产阶级思想、组织和教育的影响(14)。1921年1月，俄共(布)通过《关于高校改革决议》，确立高校教育的马克思主义取向，要求培养社会主义新专家。是年，苏俄成立红色教授学院，为高校培养和输送讲授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等课程的“红色师资”。(15)此后，苏联高校较普遍地开设了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课程。1938年，斯大林在党的宣传员会议上批评宣传教育工作，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互脱节，一些概念和术语低级趣味化，政治理论与联共(布)历史相互隔离，讲授过于繁复，尤其“缺少中央对各类教科书的鉴定”，要求意识形态宣传必须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统一指导，以“完全恢复作为布尔什维主义财富的那些观点”(16)。是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根据斯大林的意见作出决议，对高校政治理论教育作出具体规定：设立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取代以往分散独立的教研室，由新成立的中央宣传鼓动部和全苏联高等学校事务管理局选派教研室主任；设置马列主义基础课程，保留政治经济学和一些学校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研读原著，规范讲授、课堂讨论等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原红色教授学院)附设于联共(布)中央之下，以培养理论干部为目的(17)。此后，苏联高校相应作出调整，规范以马列主义基础(联共党史)为轴心的课程体系，推行全国统一的教学计划，实行由政治理论教研室和一体化教学环节组成的马列主义教学体制。这些构成了苏联教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苏联专家指导新中国高校构建马列主义课程体系的蓝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