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未来

作 者:
张江 

作者简介:
张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北京 100732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纵观当代西方文论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解构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潮一直存在并持续发挥作用。德里达及其解构主义,只不过是将这一思潮上升为一种学说并推向极致。也可以说,在当代西方文论发展史上,解构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生成机制。它导致的结果,一是理论的发展始终在横向漂移,而不是纵向叠加;二是理论成为一地碎片,理论存在的基础和价值不复存在。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未来的文学理论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发展过程中进行统合,从而形成系统发育。当然,这种统合不是统一,不是合并,更不是用一元取代多元,而是要终止目前对峙大于融合、排斥大于吸纳的混乱局面,从而寻求一种更为理性、科学的理论发展范式。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6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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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5)06-0177-07

      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如下判断应该能够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写的“理论”已经走到终点。“理论已死”、“理论之后”等等提法,可以被视作这种判断的另一种表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本身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这种大写的“理论”仍然在当下的理论话语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与“理论”联系在一起的一系列大名鼎鼎名字: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爱德华·萨义德、皮埃尔·布迪厄……依然频频出现在众多学术论文的“注释”和“参考文献”中。之所以出现这种令人稍感尴尬的现象,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与之相提并论进而能够完成替代的另一批学者及其理论。

      这直接造就了当下文学理论界世界范围内的迷茫和困惑。“理论向何处去”的追问不绝于耳,以此为论题的文章更是不计其数,但是,迷茫依然,困惑依旧。在我看来,对文学理论未来的探求,必须放置在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中进行,也就是说,要跳出此时此地的狭隘思维,摒弃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从历史中总结规律,发现端倪,预测未来,这不失为解决问题的有效路径。为此,我提出了“历史分期论”观点,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予以论证。①在此,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文学理论的生成机制和存在形态的角度,对未来的文学理论做一预测和展望。

      一、解构——当代西方文论的生成机制

      严格意义上的解构主义,虽然迟至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解构主义的鼻祖雅克·德里达在1967年一年之内出版了《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等三部著作,分别对胡塞尔、卢梭、索绪尔、弗洛伊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进行解读,初步确立了自己解构主义的基本立场,标志着解构主义的诞生——到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就已开始逐渐退潮,前后不过2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解构主义的客观影响绝对不容小觑。这种影响,几乎超出所有与德里达同时代的思想家的预期。上世纪70年代,正当德里达开启的解构主义风靡欧美之际,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质疑之:“尽管雅克·德里达的论著近年来已经成为文学界和哲学界争论的一股主要力量,但是现在预言他做出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什么,还显得为时过早。倘若我们在二十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德里达,时间还会证明他在哲学史中曾经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吗?还会认为他参与创立了一个新的阅读方式和解释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理论吗?那个时候人们还会把他看作是一场思想运动的发展和调整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吗?”[1]事实证明,卡勒当初还真低估了德里达作用和影响力,如今,卡勒的所有提问,历史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德里达的确在哲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德里达本人也的确是这场思想运动的关键人物。

      对于德里达《论文字学》、《丧钟》这类十分艰涩的理论著作,其实很少有人真正通读,更遑论理解。但这并没有阻碍德里达和解构主义影响的扩展。这一学说确立以来,其影响已经波及哲学、艺术、神学等几乎所有文化领域,文学所受影响尤大。如果说解构主义阵营也存在诸多歧见和差异,那么在反权威、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这些方面,则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

      在此,我想指出的是,德里达和解构主义的出现,在百多年的当代西方文论史上并非偶然。事实上,在此之前,解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早已存在,并深刻影响着当代西方文论的发展。德里达所做的,只不过是将这一思维方式明确为一种学说并推向极致。换言之,在当代西方文论发展史上,解构,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理论生成机制。

      概括地说,当代西方文论每一种学说的提出,几乎都是或明或暗地通过对前一种学说的否定来实现的。比如俄国形式主义。形式主义一般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文论的起点,它不仅在理论观念上率先跨入了“当代”,而且影响深远,后来的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等等,均与其存在精神上的血脉联系。形式主义的诞生,直接来源于对传统文学研究方式的反叛。在形式主义者看来,传统的文学研究理路,即将研究重点放在对作者、创作背景、作品内容等社会历史维度内,也就是韦勒克所谓的“外部研究”,没有把握住文学之为文学的根本。他们认为,既然文学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内容,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就不在内容,而在语言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安排组织,形式主义为此专门提出一个“文学性”的概念,并宣称,文学批评的任务是要研究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内部规律,即“文学性”。形式主义的研究理路由此奠定。形式主义之后,通过解构达到建构成为文学理论生长的常态。接受美学来源于对作者中心的反叛,解构主义来源于对结构主义的否定,精神分析批评来源于对理性精神的颠覆,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解释学来源于对方法论解释学的反叛,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解构主义出现之前当代西方文论是不断解构又不断建构,先解构再建构,在解构中实现建构,解构仅仅是一种手段和方式,那么到了解构主义出现,情势则发生了变化,解构主义是只有解构,没有建构,解构本身由手段和方式上升成了目的。当然,也可以狡辩称解构本身就是建构,但它建构的结果是什么?没有。这也是解构主义面世以来屡遭诟病之处。

      解构,解构,再解构,结果是什么?

      第一,理论的发展始终在横向漂移,而不是纵向叠加,导致以往的成果得不到有效地整合和继承。应该承认,20世纪以来当代西方文论中涌现出的每一种学说,都有它的合理之处,也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被其打翻在地的那些学说有没有价值?当然有。不过,由于新的学说大多是通过对此前的学说的解构来达到自身的建构,为了凸显自己的理论主张,新学说的倡导者们往往采取一种决绝的姿态,以前的成果于是被彻底推翻。比如,公允来讲,形式主义着力发掘文艺作品中形式的独特价值,并运用语言学的分析方法对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其价值不容否定。但是,一旦它以否定内容为前提,用形式来规定文艺的本质,把文学发展规律同形式发展规律等同起来,其荒谬之处就显而易见。诸如此类先解构再建构的发展逻辑,导致当代西方文论虽然在视角和视域上多有开拓,但频繁地另起炉灶,也失去了吸纳既往合理要素、向纵深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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