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11-0106-06 “沙龙”(Salong)这一名称，总是在人们眼前描绘出一场《雅典学院》(拉斐尔)般的镜像：一群高贵的专业人士相聚于雅致的大厅，上演着语言的盛宴。沙龙似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鸿儒们的好去处，它在文化山上远眺红尘自娱自乐。但是在汉娜·阿伦特、哈贝马斯等现代学人眼中，沙龙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政治革命的角色，因为它是公共领域的最为重要的源头，而正是由于公共领域的建构和扩展，公民社会以及民主政治才得以成为现代生活世界的一般形态。 一、在家庭和城邦之间 Salong这个词的原意为“客厅”。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客厅。被特称为“沙龙”的客厅跟家庭成员私密性活动的室内空间不同，它是为家庭以外的社会性访客的聚集而特设的室内空间，而且它的功能不仅仅停留在“接待来访客人”这一意义之上。更为重要的是，作为客厅的沙龙构建了一片社会交往的空间，因为沙龙里出现的人员和事务，其存在和出场的意义都超出了家庭或者个人的范畴，所以，沙龙里冠盖云集之时，也就是沙龙“公共领域”的社会学属性得以彰显的时刻。汉娜·阿伦特认为，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兴起之前是没有公共领域的，“将一切人类活动引入私人领域，并依照家庭的模型确立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中世纪，当时城市里的各种具有典型中世纪特点的行业组织，如行会、手工业行会都采取这种做法，就连早期的商社也不例外”①。于是家庭这一私人领域与城邦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直面相对的关系，其中缺失着公共领域作为中介性的空间来构建私人和城邦之间的协商性政治关系。如此一来，城邦便可以凭借政治威权直接控制私人以获得强大的专制力量，而私人也可以扩展家族势力控制城邦以形成集权政制——其实中国古代社会也具有这些特点。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兴起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公共领域的出现。公共领域是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介性地带，它将个人带出私人状态而进入依照普遍规则展开社会实践的公共状态。在公共领域里，个人平等地、真实地依照一般规则进行交往，因而它缓解了个人与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建构起一种协商性的政治关系。汉娜·阿伦特声称：“我们和卢梭一道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发现了这种要求……”②这种社会性的要求就是个人按照普遍规则平等交往。 哈贝马斯这样界定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共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原则同公共权力展开讨论。”③这也就是说，公共领域在私人和城邦之间营造了一个商谈性质的社会空间，城邦对个人的控制以及个人对城邦的抵抗，都必须借助于公共领域的商谈伦理或者议事规则来实现。这里就蕴含着公共领域作为通向协商政治的路径得以形成的功能性机制。哈贝马斯发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源头就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而且是在所谓文学沙龙里。在哈贝马斯看来，虽然沙龙“是宫廷的精神遗产”，但是早期的贵族庆典和宫廷宴会只是形成了社交聚会的高雅气氛而已，18世纪的室内沙龙则体现了“城市”取代“宫廷”成为文化生活中心的变化。室内沙龙的出席者既有城市贵族也有市民出身的文化精英，二者联手制造了一个独立于宫廷的谈论空间，而文学公共领域的出现，则标志着资产阶级开始构建独立于贵族专制国家的自主性社会实践场域。 哈贝马斯说：“‘城市’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中心：在与‘宫廷’的文化政治冲突中，城市里最突出的是一种文学公共领域，其机制体现为咖啡馆、沙龙以及宴会等。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的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过渡的桥梁。”④这也就是说，以谈论文学艺术为主题的沙龙孕育出了资产阶级与宫廷贵族之间文化政治对立和争论的公共空间。沙龙的社会学功能不仅仅止于“社交”，更在于它构造了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一条交往通道，避免了古典专制社会中的那种城邦直接控制个人或者个人操控城邦的情况，因为在公共领域的调控机制作用下，国家和个人都必须遵循一种建立在“商谈伦理”基础上的普遍规则，这些规则最后可能成长为律法，即成长为一种限定国家和个人行为准则的“元规则”。 沙龙之所以能够孕育出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公共领域，是因为沙龙具有双重隔离和双重聚合的社会行动机制。所谓双重隔离机制，即沙龙一方面在自身与国家之间设立隔离带以保持其“自组织”的独立性，避免成为国家的附庸抑或敌人；另一方面，沙龙又在自身的公共性结构与个人之间设立隔离带以保持商谈规则的普适性，避免被强势个人操控或者被“乌合之众”纠缠。借助于这两种隔离机制，沙龙显示出自主和宽容两种伦理特质，而这两种伦理特质恰恰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所必需的禀赋。沙龙的双重聚合机制指的是，一方面它将私人生活空间与公共生活空间沟通起来，因而私人生活空间得以获得社会性的实践功能，即“室内”的生活具有了“广场”属性：另一方面沙龙又将个人的言说与社会身份的交往结合起来，构造出一种交互主体性的商谈方式，即公民身份的“谈论者”依照交往理性展开“谈论”，在“间性”的话语活动中获得主体位置。沙龙的这种双重隔离和双重聚合的机制塑造了现代都市的社交场域，该场域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性结构，即它以个人身份与普遍规则相互融通的方式彰显出民主政治的商谈伦理。 一般情况下，我们把沙龙视作上流社会权贵们的小众聚会。在现代生活被分解为私人生活和公共广场的两极的阐释模式中，沙龙似乎总是处于私人生活的一极。但是倘若我们放弃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着眼于个人、家庭、社团、广场、国家这样一个“光谱序列”式的社会学图景，那么，我们将看到，沙龙其实是个人、家庭向社团、广场扩展、蔓延的一道启动程序。沙龙体现着市民社会的重要功能，即在个人与国家之间设立具有缓冲和互动功能的“中间地带”；当这一中间地带扩张为社团、蔓延至广场时，沙龙中以个人身份按照普遍规则进行言说的那种商谈伦理，就会为国家提供一种协商政治的社会实践范例。在此意义上，沙龙或许是贵族国家给现代社会留下的一笔正能量遗产。沙龙可能会跟专制国家的政治斗争形式——宫廷阴谋发生些许关联，但是沙龙的运作机制在本质上是背弃宫廷阴谋的，因为这机制的核心程序是公共性的谈论。哈贝马斯、阿伦特等人之所以将沙龙置于公共领域主题下加以论辩，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看出了沙龙跟社团、广场的逻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