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是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在1930年代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为专注于文本细读以及道德和文化批判的利维斯主义的英国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血液，让文学艺术从人的内心转向了社会生活，和反法西斯、共产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因此考德威尔被誉为“战前英国唯一真正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而《幻象与现实》也被认为是“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第一部重要文献”。[2]然而，考德威尔的创举并没有给他带来过多的赞誉，从1950年代初的由莫里斯·康福斯(Maurice Cornforth)发起的“考德威尔之争”，到后来的雷蒙德·威廉斯、特里·伊格尔顿都对考德威尔的思想颇有微词。康福斯认为考德威尔过于强调人的内在能量，“在考德威尔看来，能量并不是来源于外部世界，而是从我们自身的某个地方生发出来的。这种内在能量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在他的写作中占有很大的篇幅”。[3]“人的内在能量本身是一种形式的事物的动因，就像人的意志是事物的反映一样。任何关于能量和意识的观点都是唯心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4]博纳尔(J.D.Bernal)则认为考德威尔的作品“不仅是概略的，并且明显是错误的，属于当代资产阶级科学的论述……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5]所不同的是，康福斯等人质疑考德威尔是否遵循马克思主义，威廉斯和伊格尔顿则认为考德威尔仍将斯大林主义奉为圭臬。伊格尔顿认为考德威尔的思想和整个欧洲社会是隔离的，其中充斥着斯大林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试图建立一种理论的形而上学。他的作品中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以及随意的结论，并时不时穿梭于他不熟悉的领域。[6]威廉斯认为，“他的理论和纲领已广为人知，尽管实际上关于文学他的论述乏善可陈……他的大部分论述含混不清，还未具体到让人能够判断对错的程度”。考德威尔“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政治方面的作用确信无疑”，但“在试图阐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艺术的想象力时陷入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唯心论的泥沼’”。[7]综观这些评论，虽然威廉斯意识到“实际上，在此类作品中，马克思关于‘现实基础’和‘意识’之间关系的基本概念，以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得以重新评价”，[8]但是这也无法改变我们在谈论考德威尔的时候，简单地将其看成是深受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同时又无法挣脱弗洛伊德主义桎梏的一个蹩脚的理论综合者。 西方的这种论调直到1970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爱德华·汤普森将考德威尔的思想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认为考德威尔是斯大林主义的反叛者，是正统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异端分子。当然，汤普森并不是没有看到考德威尔的问题，他也认为考德威尔的思想缺乏秩序，沉浸在共产主义的狂喜中。对调解缺乏耐心，虽然思维方式和理解方式是辩证的，但是却采用了二元选择的术语，造成二元对立。但汤普森表示我们不能直接理解这些二元对立，而应该循着意识形态的逻辑展开。最终，汤普森将考德威尔理论的缺陷归结为他那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为他提供更多的理论滋养。[9] 汤普森的辩护主要是就考德威尔思想整体建构而言的，揭示其思想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唯心主义思想本质性的不同，以及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雷蒙德·威廉斯思想之间的关联。然而，考德威尔的贡献并非如此，在一些具体问题，如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文化等，考德威尔的见解与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思考，以及遇到的问题之间都有一定的关联性，这也是今天的文化研究需要摆正态度，重新审视考德威尔的最主要的原因。 1、重新定义阶级 考德威尔反对正统的仅从经济角度出发的阶级定义，而从共同经验的角度定义阶级，同时也将经济的因素看作是最终的决定因素。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被看成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一个人所属的阶级仅由他在所有制关系中所处的客观地位所确立的。而考德威尔认为：“照马克思主义观点，一个阶级就是生活经验基本相似的一个群体，它内部的生产经验的平均差别小于它和其他阶级的人在生活经验上的差别。”[10]在此，考德威尔首先强调的是阶级的群体情感经验层面，这和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斯图亚特·霍尔、拉尔夫·萨缪尔等人在1950年代末对阶级以及工人阶级文化问题的重新思考如出一辙。霍尔认为在新的资本主义统治秩序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如果仅仅从经济的因素来看，就难以区分。[11]雷蒙德·威廉斯也认为以经济状况来看待阶级区别的方式完全是外在的和机械的，阶级的不同涉及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不同，无产阶级生活水平呈现出的“资产阶级化”并不意味着他们阶级身份的改变。[12]E·P·汤普森更是以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行动方式等经验性的感受作为定义阶级的基础，因此，阶级体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即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经历感觉到并明确表达出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并且反对与他们有利益冲突的人时，阶级就产生了。[13] 总的来说，威廉斯等人更多偏向于从文化、生活经验、斗争经验的角度来定义阶级，这种思考方式被冠上“文化主义”之名，这是他们在破除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最具创造性、最受人称道的地方，但同时也是颇受争议的地方。这种理论实践过程中，虽然威廉斯等人并没有放弃对经济因素的考虑，但是由于对经验的过于强调有别于之前的经济决定论，也很容易导致“天真的人道主义和庸俗的大众政治”，[14]忽视阶级斗争以及意识形态的作用，等等。与他们不同的是，考德威尔在强调从经验的角度来定义阶级的同时，还指出：“不同阶级生活经验上的差别当然有经济的基础，有一个源于经济生产必然条件的物质原因。”[15]最终阶级之间的区别还是要上升到经济的问题。而文化主义正是缺乏考德威尔这样的考虑而最终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最后落入民粹主义的深渊，阶级最终也消融在各种文化群体中。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本身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无论是威廉斯的文化主义路线还是后来受阿尔都塞影响的结构主义路线，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上层建筑的维度，[16]然而谁若强调经济因素最后的决定作用，也会被认为拖着一条斯大林主义的尾巴。[17]这不得不说是另一条歧途。这也是进入到21世纪后文化研究者们所反思批判的。如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就指出后期的文化研究专注于性、大众文化、权力、族群等边缘文化主题，这样阶级冲突就被文化问题所掩盖。在伊格尔顿看来，民族的观念不可能代替阶级的冲突，全世界只要存在着赤贫的人，无产阶级就不会消失，阶级矛盾也就不会消失，文化革命始终不能取代社会变革，我们虽然无时无刻不处在文化之中，但文化始终不是最深刻的东西。文化理论并不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指向历史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并不是为了改变政治世界，而只是为了确保政治世界中自己的文化地位。[18]文化可以作为定义阶级的一个维度，但不是阶级的全部内容，更不能代替阶级。相比之下，考德威尔对阶级的定义始终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范畴之内，既强调阶级所包含的日常经验，又上升到最根本的生产关系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