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5)05～0111～09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文艺风格发生根本变化。因为语言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不仅仅是表达交流的工具，同时是该文化本质品格最直接、最集中的体现，因此延安文艺风格这一变化首先就体现在语言风格的转变上。具体说，就是工农兵语言代替知识分子文艺腔。 在此前的延安文艺研究视野中，很少注意到这一转型与中日战争中所发生的民族文化的整体性反思、重塑之间的本质联系，更很少在这一宏大视野之下，发现这一转型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要重构的文化权力格局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此前的研究对这一转型的阐释，往往或者从工具论层面，仅将其视为抗战动员和组织宣传的现实功利需要，忽视语言风格转型背后的文化权力格局更新；或者秉持知识精英固有立场，将其视为知识分子为了进入延安文化秩序，向工农兵等低文化层次阶层妥协的姿态表征，无视在这一转型中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身份的实质转化与渗透。 因此，本文从中日战争环境下，中国现代文化风格的整体反思与重构视野出发，将语言风格作为文化风格的重要标志，从重构文化风格与文化权力格局的本质层面，重新讨论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在延安文艺创作中所发生的语言风格转型。本文的讨论试图揭示出，这一转型并非暂时的战争动员或政党宣传需要，也不是表层的语言风格、表达习惯的变更，而是呼应着中国现代文化转型与文化权力重构而出现的带有历史本质性的文化问题。 这一转型，一方面有客观原因：身处抗战环境，政治宣传和军事动员的策略需要采用人民大众能迅速理解接受的语言；另一方面，也是更深刻的层面，乃是中日战争不仅是两个亚洲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同时也是两个东方民族在现代世界中的文化较量。日本侵华战争引发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反思和现实重构，从国统区到解放区，重塑民族文化性格都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文化命题。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文艺语言风格所发生的转变，就不仅仅是政治规训、组织要求的结果，同时也呼应着现代中国文化转型、文化品格重塑和文化权力重构的历史大问题。 一、重塑文化风格的时代需要与语言风格转型的发生 长期以来，汉文化圈内部，并存着刚健朴素和纤巧柔糜两种风格。这两种风格在历史上的消长融合，与汉文化圈的文化运动、民族融合进程存在深刻的关系。中国自宋元以降，士大夫成为文化主体，他们的文化趣味也就成为中国主流文化风格：崇尚雅文化，讲求纤巧精致。而刚健朴素的文化，历史上往往认为是汉文化中心以外的“蛮夷之风”，或者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不雅之音，受到士大夫雅文化的排斥。 上个世纪4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不仅是一场现代国家对现代国家的主权侵略战争，也是两个东亚国家在现代亚洲秩序形成过程中对东方文化的重新理解和阐释。日本方面提出“大东亚共荣圈”侵略理论，该理论不仅是主权侵略理论，也是从文化上为日本争取对整个亚洲的领导权。在这一侵略所引发的从国族到文化的全面危机中，从国统区到解放区，中国文化界从不同立场出发重新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普遍倾向于认为：在战争和民族危机中，需要用刚健朴素的文化取代纤巧精致的文化，才能激发民族生命力，完成民族的自救和更新。 因此，可以说，民族危机与反侵略战争本身激发了时代文化风格的整体转变。这一转变涵盖从国统区到解放区，可谓是全民族性的。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开始，中国文学普遍弥漫着一股昂扬的英雄主义，激荡着雄浑刚建的民族性格。此前热衷于耕种自己的园地、欣赏性灵幽默的作家、诗人，在民族危机中纷纷放下对纤巧精致的喜好，投身到中华民族雄浑刚健的抗日大合唱中。即使1938年武汉失守之后到抗战结束之前，国统区的文艺调子不再如先前昂扬激进，但也是转向深沉厚重而不复归纤巧。 但仔细考察，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一转型在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化中，又存在着根本差异。现实中，蒋介石在国统区倡导的抗战建国运动，虽然也提倡发扬民族文化中的英雄主义精神，呼应了全国文化风尚弃纤巧而尚刚健的转变，但国统区的文化风格转型，因为缺乏新的理论框架和现实文化格局的彻底更新，所以更多体现为一种战时文化情绪，随着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而发生、变化和消除。相比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延安新文化，则将刚健朴素作为一个根本性的、永久性的文化原则确定下来，不仅建立了一套新的理论框架，而且伴随着文化主体的更新、文化格局的重构，使其在现实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解放区的文化风格转型背后，是文化权力关系的根本重构。具体来说，即延安文艺以人民作为文化主体，其文化风格必然要体现人民的审美趣味。因此，士大夫所崇尚的纤巧精致、启蒙知识分子所醉心的欧化洋派，都因为不符合劳动人民的审美趣味而被扬弃。对劳动人民来说，刚健朴素几乎是他们在劳动中产生的天然文化品格。他们所能接受的，必然是质朴无华、明朗刚健的艺术，是不需注脚、不需解释就能接受和理解的艺术。因此，劳动人民成为文化的主体与刚健朴素成为主流文化风格，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 这一文化风格的转型，首先也是最突出地体现在延安文艺语言风格的根本转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