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审美意识的“忧郁”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3-0078-0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3.011

      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及相关的古代文学研究，突显了审美意识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核心的特点。他从文学的意象分析其中的审美意识——在他看来，审美意识是一个时代文化的审美积淀，在《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一书中他从中国古代自然观的考察中发掘中国传统山水诗歌中的审美意识是如何通过审美意象表达的。[1]可以说，以审美经验与审美意识为中心的美学与思想史的观念构成了顾彬文学史研究的进路，这一进路偏重在具体的作品中分析其中的审美经验，具有美学的理论思辨性。究其因，顾彬的研究建立于审美经验与审美意识的考察基础上，因而他的文学史研究是美学的而不是史学的。比较顾彬与美国汉学家，尤其如宇文所安等人的文学观与方法，我们可以发现，顾彬对杜牧等在我们看来仅仅属于二三流的诗人给予很高的地位，恰恰因为他是按照美学思想的进路研究文学史，他以文学为载体来写思想史，试图勾勒中国现代的思想历程。顾彬承认自己的写法，“就好像是借文学这个模型去写一部二十世纪思想史”。文学中的思想史，实际上指的是以审美意识作为考察文学史历程的核心，顾彬之前关于中国文人的自然观研究，其实就是以自然观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意识。中国传统的文学中自然经验占据了最核心的位置，但进入现代之后，中国文学的审美经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所谓的现代经验与现代意识——顾彬用的是“现代性”这一复杂的概念，他所指的就是现代的审美意识。顾彬非常重视现代性在中国文学中的体现。中国现代性的复杂性与中国人在现代以来的感知方式的复杂性相关，与中国现代所遭受的文化冲击有关。那么现代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审美意识是什么呢？在顾彬看来，忧郁是中国现代审美意识转变的标志，因为现代人审美经验的核心是忧郁，或者说忧郁占据了现代审美意识的中心。故此，对忧郁的考察，实际上也是对中国现代审美意识发生转变的考察。

      顾彬认为20世纪中国小说取代诗歌成为主导文学形式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真正进入到现代性的社会，中国文学从此与西方文学一起构成了世界文学。“现代性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作为一个诗歌古国的内在基础——民族文化的整体感。”[2](P.75)顾彬认为，叶圣陶的小说《倪焕之》(1928)这部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最初代表作之一，就因为在这部小说里所关怀的精神特征与西方现代小说有着共同性。

      小说的兴起本身就是一种现代性的现象，小说的发展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较之于诗歌，小说更具现代性的特征，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说，小说是现代社会的特有文体。昆德拉认为：“小说的道路就像与现代平行发展的一部历史。”[3](P.8)小说之所以与现代性的兴起与发展联系在一起，按照伊恩·P·瓦特的观点，小说形式兴起于18世纪的欧洲小说，以笛福、菲尔丁等人的作品为代表，首先是因为“资本主义带来了经济特殊化的大幅度增长，它与不很刻板、不很均一的社会结构和不很专制的政治体制一道，极大地增加了个人选择的自由。由于它们充分地显示了新的经济秩序的力量，因此，当今社会分类所依赖的有效的实体，不再是家庭、不再是教会，也不是任何集体单位，而是个人——他基本上是独自负责他所扮演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宗教的角色”。[4](P.63)但乔治·卢卡契(Ceorg Lukacs，1885-1971)认为，在中世纪但丁的史诗中就已蕴涵了现代小说的元素，他在《小说理论》中以小说形式为切入点展开对现代性批判，并揭示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特征。按照顾彬的理解，卢卡契的基本思想是：“由于整体性的终结，即‘生活的内在意义’瓦解了，人变成了一个寻觅者和一个浪游者。在他与上帝的分离中，在他的先验性的无家可归中，人认识到他自己和他的整个存在都是成问题的。”[2](P.76)

      虽然卢卡契与瓦特关于小说具体的起源有所分歧，但在将小说的兴起归结为基督教所提供的那个整体性世界分裂的现代性的诞生上时，他们是一致的。无疑，小说与现代性的关系就在于，小说所面对的世界是基督教所统治下的总体世界的崩溃，导致了人类不得不面对终极信仰的缺失，从而不得不面临道德自律、艺术自主，强调以自身的理性来处理人自身由于超越性的崩解带来的分裂。小说作为现代艺术自律的最重要的形式而出现，它面对的是人类精神的流离失所，人的生存成了一种碎片化。从而，对现代人而言，“现代性的无家可归”成为必然，其意味着“在想象和现实之间的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冲突。面对这个冲突，现代人惊慌失措”。[2](P.76)由于现代性本身具有的流动性，造成它关注当下，它没有过去，没有传承，追逐新的，抛弃旧的。但是新的也要过时，今天是今天，明天还有另外的。我们今天是这个人，明天是另一个人，不然我们就不能跟着现代性走。这就是说是分离的，这种分离是最终的，不可恢复，所以现代性不能带来安全感。“他已不能在‘此时此地’的生活中得到满足和实现。自从文艺复兴和迅速扩展的工业化以来，时间已被看成线性事物。它令人感到威胁的是它的不可挽回的流逝、毁灭，或者因为它的彻底空虚而不可依靠。关于过去的可能性和昔日的希望的记忆使现在索然无味。忧郁是身体与心灵分裂的结果，它从对存在和欲望的分裂感中产生，从经验(现在)和期待(未来)的对立中产生。现代人因此在他的未展开的旗帜上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的偶像——不惜一切代价的运动(旅行、活动)：希望已经恶化成为致命的无聊的内在空虚，在未来的某一点上结束。”[2](P.76)从根本上说，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把现在作为中心而又指向未来的时间意识，它意味着一种历史哲学的视角，也即从历史视界出发审视人自身的位置。在这种历史视界中，人们把自己的时代作为新的时代与已经成为历史的古典时代区分开来，古今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