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悲剧理论：悲剧的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5)03-0115-05

       时至今日，《戏剧史》(Dramengeschichte)仍未被欧洲读者所接纳。卢卡奇早年关于戏剧的最杰出作品，即成书于1910年的《悲剧形而上学》(Metaphysik der )，自吕西安·戈德曼(Lucien Goldmann)的大部分有关文艺社会学的研究，诸如《隐蔽的上帝》(Le dieu caché)，都立足其上，因此，它已然在法国文化圈具有相当意义。尽管不具连续性，但仍与恢弘的历史性著作形成鲜明对比。况且个中基本概念更是大相径庭。我们发现，与作者自身所塑造的观点相左，现代戏剧的历史(Geschichte des modernen Dramas)使自身处于平淡的静谧当中，尽管不同演变模式之各种力量间的密切关联显而易见，但在其界定自身时，仍将它们排除在外。然而，事实上，卢卡奇认为，社会意识中的各种“连续性”是可能的(戏剧中的问题时常引发社会存在的疑难)，并且在他看来，于整个价值—自由的表达方式中，给定的领域(world)应被至少能够清算既定问题且排除泛悲剧观点的形式所取代，无疑这又是可以想象的。而我们唯有通过重建其之后的理论，诸如凭借1911年问世的——以概述与沉思的方式——《艺术哲学》(Philosophie der Kunst)，来解读这一1910年的作品，才能使《悲剧形而上学》一书获得理解。根据卢卡奇具有二元论性质，且依照生命哲学与存在本体论，在历史陈述与元历史方法之间产生的整个早期思想可知，于历史性作品之后必然出现元历史的论著，而后者的基本风格在乔治·马尔库什( Markus)尚待付梓的有关《艺术哲学》的研究中，能够获得最好的结论性描述：“该著作的哲学主题，连同在引起康德主义生命哲学的综合效果之体系的基础上，所构建的人类存在的悲剧结构，都被清晰的阐述了出来。”为了能以排除所有疑问的方式阐述这两部作品之间有机且密切的联系，以下是源自《艺术哲学》的摘引，该书不仅看起来仿佛取材于《悲剧形而上学》，而且更是将后者追溯为先驱。

       悲剧得以产生的“立足点”是关于死亡、毁灭，以及人生命运多舛的意识。唯有这样的世界被创造出来，悲剧才是可能的。其中死亡与超验的现实毫无关联，故而作为一种真实的结局，它不是通往现实存在的入口，而是成为仅留存于想象中的、关于生命欢快且确定的完满结果；因此，如果所有超越生命的价值，表明死亡作为它们唯一现实且真正的满足，那么在现实中的其他存在是难以想象的；倘若一种世界发轫于人类的心理、他们彼此间关系的结构及其周边环境的法则，那么从他们的社会学到形而上学，均毫无疑异地指向死亡并视其为一种被指定的目标；一旦——对该世界的价值——不该出现(nonarrival)的死亡呈现为侮辱，羞耻就会成为耸人听闻且难以忍受的东西[1]。

       《戏剧史》仍然认为悲剧是戏剧的真正形式。其中，死亡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假之于悲剧并由此彰显出其极具可塑性的结论。此外，以上引文甚至只认为悲剧理论创造了审美普遍性(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后者——它不可避免地将其置身于同义反复的方式中——通过该悲剧理论被分别且有选择性地得以扩散。但在《戏剧史》当中，它是源于对所有由法则所构成的形式进行描述的、具有公正形态的“科学性”结果：一旦(在他者之中)人生诸现象的复合体(complex)在悲剧的艺术形式中得以表现，后者随即就具有相应的必要性，并且自从其引人注目且颇具可塑性的结果与死亡产生关联，我们对于生命的态度也必然对之予以认可。死亡在这里仅仅是一项必要条件(conditio sine qua non)。沿袭《艺术哲学》的思路，它是所有试图凭借价值的方式激发情感的隐秘焦点，是与神秘的献祭之火邂逅的契机与瞬间：这不单是出于形式的必要性，它更突显了生命的目的与意义。

       这里有一个《戏剧史》中的片段，其中，在对极刑(execution)的痛苦与喜悦的双重体验(agony-cum-ecstasy)上，突显出源自全部激烈情绪的巨大张力，我们从中可以精确地定位出，历史—哲学性分析同生命哲学的元历史主义乃至死亡的狂喜之间的断裂点。卢卡奇通过悲剧的演绎方式——即痛苦如何成为愉悦情绪的触发点，以及对他者悲惨经历的目睹如何能够产生美学式的满足——对机械主义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审视。他在认可并援引李普斯(Lipps)论点的同时，仍对其做出了关键性的修正：“没有苦难，随便它怎么称呼，能够凭借其单纯的存在而获得愉悦感……但在这里，同别处一样，正是对人性当中具有积极价值意义的元素的承担，才使满足感得以可能。”卢卡奇以批判的口吻补充道：“这并非悲剧的基本元素，尽管它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但却仅仅起到附带作用(a side effect)。最根本的……应该是在厄运(downfall)中生命能够得到彰显，该厄运是一种典型的生命形态，只有通过死亡人生的完满性才能得以实现……倘若生命中最高的人生价值在卑劣的处境之下，抑或龌龊乃至骇人听闻的磨难与际遇当中化为乌有，为高尚的死亡所表现的愉悦感受方才应运而生……悲剧对人生历程的自觉意识与体认，以及对其必要性的把捉，无疑是一种几近迷狂的智性欢愉。”[2]悲剧产生其效果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从事该研究的作者并没有为这一古老的美学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他同时指出，依照时代与悲剧的形式，答案亦不尽相同；至于答案中的元历史性因素可能只是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特质——以崇高为外观对悲剧进行整合。这种整合对卢卡奇而言，是他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切肤之恨的同时，只在一种特定的崇高当中：即在伟大且极具代表性的献身中，在自觉准备迎接死亡的崇高行为中，看到了克服并超越这种“卑劣性”与价值沦丧的可能性。事实上，纵观卢卡奇的整部著作，其中对生命中琐碎特质的意识从未发生改变，然而一旦该论点的主题使自身的价值日趋没落及至灰飞烟灭，即使悲剧的华美格调也无力抵御苍白无力的惨淡人生：狂喜的结局终归成为一个短暂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