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4)06-0110-10 据贝德明顿(Neil Badmington)的考证，“后人类”(post-Human)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俄国神秘学家布拉瓦茨基(H.P.Blavatsky)的人类演化理论中，(Alien Chic：87)此后便鲜有人使用。但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后人类”(posthuman)又摇身变作时髦的新词，①开始频繁地出现在大众媒体与学术话语中。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基因工程、人工智能、电脑技术与资讯科技等的迅速发展，使得技术开始全面介入人类身体与环境，人类因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存在样态，故曰后人类。如果说被布拉瓦茨基称为后人类的某种哺乳类动物是自然演化的结果，那么，当人类可以通过生物技术和电脑科技进行自体演化为后人类时，人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人类的未来又将如何?这些都成为当代人无法回避的议题。当乐观与期望、恐惧与不安交织的复杂态度充斥着流行文化时，理论界也产生了相应的知识系统以回应变化了的世界。经过三十多年的时光流转，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②的旗帜下已经云集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几十位专家，成为继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后另一个重要的“后学”。然而，如同所有以“后”(post-)开头的词一样，后人文主义灵活多变且具有强劲的增殖能力，能派生出众多不同的含义，形成了一场跨越文学、政治、人类学、生物学、信息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批评实践，一场多角度阐释和理论深化的角力正在拉开。本文拟从后人文主义理论的缘起与争议入手，系统地梳理西方学术话语中两种不同的后人文主义概念，进而反思该理论的内在张力，并展望其发展前景。 一、理论的缘起与争议 1976年，文化理论家哈桑(Ihab Hassan)在威斯康星大学20世纪研究中心举办的“后现代操演”的国际研讨会上做了主旨发言，在演讲中他说道： 目前，“后人文主义”可能看上去是个含糊的新词，是时髦的标语，是不断复现的人类自我憎恨的另一个形象。但是，后人文主义也暗示着我们文化中的某种潜力，某种挣扎着逃脱沦为时尚的趋势……人类的形态——包括人类的欲望以及所有的外部表征——可能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因此必须要重新构想。500年的人文主义传统可能走到了尽头，人文主义蜕变成了一种我们不得不称为后人文主义的东西。(843) 哈桑的演讲以轻松诙谐的假面剧形式(masque)，托载了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为后人文主义的理论阐释拉开了序幕。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既是救赎者亦是恶魔，这一双重形象被哈桑挪来作喻，喻指后人文主义是两种相对立气质的结合：想象与科学、神话与技术，它并不是人类终结的末日宣言，而是对笛卡尔、莫尔和伊拉斯谟等人塑造的人类自我形象的消解。 虽然斯诺(C.P.Snow)在1959年剑桥大学里德讲座上有关“两种文化”的演讲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不小的波澜，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就在他鼓吹“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是如何“日益分裂成两个极端的集团”(3-4)时，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却在积极密谋一场会师。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与福柯等人分别从人类学与知识考古学角度解构了人类中心主义，那么二战后太空探险以及在控制论影响下发展的多门学科则是在现实中挑战了人的中心地位，僭越人与非人之间的界线。贝德明顿曾指出，自近现代以来，人类自我中心的版图曾遭到多次冲击，比如马克思的劳动理论、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等等，(2000：4-6)但最猛烈和最直接的攻击还是来自于后/结构主义理论家。他们对语言和语义系统展开科学分析，不管是人类主体被囚禁于意义已然决定的语言系统之中的看法，还是意义会被无穷无尽地延宕的主张，都试图撼动甚至废黜文学作品中作者作为拥有创造意图的主体地位。因此不难想象，这些理论家的论著通常被认为是启发了后人文主义(尤其是批判性后人文主义)的理论家，成为他们建构理论的论证基础与思想源泉。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一书的结尾，福柯曾以末世论的语调写下：“诚如我们的思想之考古学所轻易地表明的，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506)同一时期，美国的阿波罗计划开启了人类的登月之旅，探索外星是否存在生物的种种实验质疑了人类“万物之灵长”的自我形象。而在控制论科学的核心理念——“人可以被看作处理信息的实体，与智能机器没有本质的差别”(Hayles：7)——的引导下，大量的阈限机器③也在这一时期诞生，挑战自然生命的概念，并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之，在20世纪下半叶，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齐声呐喊，为人文主义唱响了一曲挽歌。 那么，人文主义究竟何罪之有，引得当代理论家们纷纷高举后人文主义的旗帜呢?布洛克(Alan Bullock)认为，西方思想主要存在三种看待人与宇宙的思维模式：第一种是超自然模式，即以神为本位，人和自然都是神的创造物；第二种是自然模式，认为人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第三种是人文主义模式，集焦点于人自身，从人的经验出发理解自己、上帝与自然。(12)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最初在达·芬奇画笔下的维特鲁威人身上找到了早期表达形式，后又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先驱笛卡尔那里得到了集大成的阐释。笛卡尔认为，人类共同的本性即理性把人与非人区分开来，“我思故我在”；人不需要依靠神祇，通过理性即能把握世界；人不受历史、政治等外部因素的束缚，像维特鲁威人一样顶天立地地站在世界的中心。可见，传统的自由人文主义强调巴利巴尔(
tienne Balibar)所谓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普性”，(56)谓之人之为人的本质，而白人—男性—异性恋常常是它的预设主体。笛卡尔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培根的实证方法催生了科学推理与政治乌托邦思想的结合，加上18世纪乐观的思想气氛为技术运用创造了条件，进步神话便是从这里起步。但是，20世纪两次大战带来的深重灾难迫使人们反思工业革命进步话语的有效性，检讨人文主义的迷误，进而发现笛卡尔哲学的罪责有二：一是排除异己、追求同质的本质论思想；二是由此产生的二分法思维(理性与身体、人与非人、自然与文化、白人与黑人等)，这两大罪咎是一切宏大叙事的渊薮，是殖民主义、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侵略、法西斯的同伙。正如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言，人文主义“造成的压迫在世上无他物可及，这是一种有关本体存在或先验的压迫，也是一切压迫的源头或托辞”。(83)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清点完性别、种族等意识形态的后现代话语将矛头直接对准了自由人文主义，力图夷平一切等级森严的意识形态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