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4)12-0033-06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现状，杨增岽曾在2007年以统计为基本研究方式进行过一次较系统的梳理[1](后文述及杨增岽的观点时不再注明出处——笔者注)。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的大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也在实践中不断向前推进，笔者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并期以此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进程概览 在杨增岽看来，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最早论述是1986年刘之平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问题》(《高教探索》1986年第1期)一文，但在笔者看来，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之初，“思想政治教育”并未与“思想政治工作”一语有明确的区分，目前在较广的范围内人们仍以同等的含义使用这两个概念，与此同理，“德育”一语的广义理解与“思想政治教育”也并无明确的界限，因此，回顾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历程，就不能无视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或德育现代化的相关成果。基于这一理解，从笔者可得的资料看，最早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这一论题的成果可能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探索》(《经营与管理》1985年第1期)一文，该文将树立科学观点、效果的观点、最佳的观点、系统的观点、运动的观点作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认识前提，强调以改革的精神和旧观念、思想方法、工作作风、工作态度、工作重点、学习方法的转变来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现代化；[2]同年，余心言发表《让思想政治工作充满现代化的气息》，既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又强调思想政治工作“要讲现代化的事情”，提倡“现代化所需要的观念”，破除“与现代化格格不入”或“似是而非，貌似现代化，实则是对现代化的干扰的观念”，“尽可能利用现代化的工具”。[3]这表明，早在1980年代中期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问题已经开始从个别性认识向业界共识迈进了。 确如杨增岽所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曾中断过较长一段时间。这既可能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西方理论在大规模影响中国学术界时出现的领域关注偏向——主要关注具体领域而不是现代化理论之类的宏观社会主题——有关，也可能与当时人们基于“四个现代化”的具体性而未在总体性层面关注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有关。到了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将社会的全面转型和社会现代化、人的现代化等论题提上日程，加之教育学界对教育现代化研究和实践的触发，以及知识经济理论的影响、现代教育技术及国际互联网的运用范围的日益扩展，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也随之继续就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问题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探讨。这尤其体现于关于德育现代化、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研究成果之中。此时期的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解尚具模糊性，甚至有些研究者未对“现代化”这一前提性概念给予任何解释或说明，就直接展开了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容、形式、方法等问题的描述。在“现代化”与“科学性”(或“科学化”)的关系上，此时期的观点多是将二者并提，强调二者相统一，忽视了现代化是科学理性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一事实，尽管笔者并不同意“思想政治工作现代化的本质是科学化”[4]的观点，但是，如果将“科学性”这一要求从“现代化”中抽离出来，恐怕只能使“现代化”成为“当前”或“现时代”的代名词。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动因或必要性问题上，研究者们大多未从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运行规律中去寻找，而主要归结为社会现代化的需要、人的现代化的需要以及新技术在教育过程中的运用等。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具体表征(或内容、标准)方面，主要涉及观念现代化、目的现代化、内容现代化、手段现代化、方法现代化以及主体(素质、思维方式等)现代化，研究者所持观念亦大同小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形态特征，也在全球化、时代性、规范化、系统化、历史性、动态性、差异性、前瞻性、信息化、快速化、知识化、民主化、个性化、主体性化等多个方面得到展开。另有一些成果论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念、路径等问题。 自上世纪末开始，现代化理论通过对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反思促成了关于现代性的理论热潮，笔者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与现代化》一文较早地对此做出了反应。此后，现代性理论日益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重要理论背景。随着对现代性问题的日益关注，现代性所内含的反思性促动了研究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在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上的全面反思，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的视野也日益得到拓展。这种拓展主要体现为：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性基础和思维方式问题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理性基础方面的主要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完美结合”。[5]在思维方式方面，不仅认识到思维方式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前提，还在现代方法论的大视野中进行了探讨。有研究者提出，“把‘非零和’思维方式的内核，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机制的构建之中，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容、规律、队伍、路径、模式等更为高效协调，实现‘1+1＞2’部分之和大于整体的目的”；[6]也有研究者认为，要在复杂性科学或复杂性思维的理论视角下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问题，主张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必须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整体性思维、生成性思维、非线性思维以及开放性思维的方法论创新”，[7]等等。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作为现代化的一个主题日益成为流行论题，其走势已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齐头并进。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和过程由量变向质变迈进的确切判断。上世纪90年代，社会转型的影响开始进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视野，研究者最初多以“社会转型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或“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转型同构”为主题，此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思维方式等方面的转型开始正式成为论题。孙其昂关于这一论题的思考呈现出突出的前沿性。早在2007年，他着重“从社会、历史、系统的视野来考察”，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所包含的“思维转型、主题转型、目标转型、内容转型、载体转型和方法转型等一系列转型”[8]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在他那里，“现代转型”也与“现代化”有着必然的直接联系，“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被描述为“思想政治教育为适应现代社会而进行的以实现自身现代化为目标、以科学化和人本化为特征的整体性的结构转变”。[9]此外，理念转型、功能/价值转型、体制机制转型、[10]范式转型、话语实践转型、教育模式转型、主导性或主导关系转型、[11]现代性、整体性、政治性、内部化、公共化、人本化(或曰“物本——人本”理念转型)、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型、[12]转型的动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转型[13](乃至课堂教学文化的转型)等陆续成为关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重要论题。此外，还有研究者专题探讨了研究立场转型、研究方法转型、转型的“问题域”及“前提性反思”[14]等问题，使转型研究得到了方法论层面的进一步深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