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理论话语更新的深层机理 晚近以来，文学理论经历了从形式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范式转换，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文学理论话语的大面积更新。一方面，新概念、新术语层出不穷，一时呈“井喷”之势，另一方面，以往常用的概念术语的意指发生转移，已与旧时貌合神离了。许多新的言说方式、语词概念和语言法则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承载着人们在语言运用上的丰沛的创意、智巧和灵感。这种瞬息万变的局面使得任何词典修订和重版的计划都显得动作迟缓、应对乏力，有些话语甚至赫然列入媒体的“年度热词”、“月度热词”乃至“每周热词”，不过也与别的热词一样，不及旋踵便成为明日黄花。 如果将文学理论的话语更新放进更具涵盖性的一般学理中去考量的话，那么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就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库恩的“范式理论”提出了“范式”概念，将“范式”的转换过程分析为四个阶段，即“常规科学”、“反常现象”、“危机状态”、“科学革命”的周而复始和螺旋式上升。这一理论还明确了范式转换的主体，即“科学共同体”。但是库恩的“范式理论”并未涉及话语问题，其实这一理论的每一个要点均与话语问题攸关：一是在“范式”的概念中不能缺少话语的规范作用；二是“范式”转换的四个阶段都以当时的话语实践为显著标志；三是作为范式转换的主体，“科学共同体”也就是一种话语主体。库恩为“范式”概念给出的定义是这么说的：“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序4)。所谓“问题和解答”当与话语不无关系。 库恩与福柯并无学术上的交集，但福柯的“话语理论”以其巨大的历史感填补了库恩关于“范式”转换四阶段的设定中社会历史动因的缺失，在此设定中，从一种范式到另一种范式的转换似乎是在一种与世无关、完全纯净的真空状态中进行的。但福柯并不这样认为，在他看来，无论是知识、真理还是学科，它的发展演变都不乏特定的制度化背景和权力关系基础，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说：“我认为，使人类科学话语从根本上可能的进程是两种完全异质的话语和机制的并置与对立：一方面，围绕统治权的法律组织；另一方面，通过惩戒运转的强制机器”(28)。而话语之为话语，就在于它紧密关联着语言陈述背后更加深广的社会历史语境，而这一点对于一般语言学、符号学概念来说并不作要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里这样说：“诚然，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缩减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61)。可见福柯并不仅仅将话语作为一般的语言符号来研究，而是更看重这个“不止”之处，即一般语言符号的社会历史语境，并据此对生产话语的规则和实践进行考察。由此可见，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原本相通但又和而不同，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 在这方面已有学者作了有益的尝试。美国汉学家B.A.艾尔曼打通库恩的“范式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于中国清代儒学范式及儒学话语的转换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了清代考据学运动中学术共同体的总体特征，重点分析清代学术形成的内部与外部的成因，认为“考据学就是一种话语，一种学术性谱系和意义。[……]实证性朴学话语特点的逐步形成是基本学术观念变化的反映。后者同时还引发了对传统认知和理解的更重大的基本变革。从前公认的学术范式受到了致命的挑战”(2)。国内学者汪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提出“科学话语共同体”的概念，所谓“科学话语共同体”是指这样一种社会群体，他们使用与人们的日常语言不同的科学语言相互交流，进而形成了一种话语共同体。在汪晖看来，“科学话语共同体”在近代中国科学观念的建构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科学话语共同体的形成与近代科学作为一种普遍知识的霸权有着密切的关系”(1125)。上述学者的尝试值得借鉴。 进而言之，我国古人曾在操作层面对于知识话语的更新作出具体的分析和厘定，《荀子·正名》说：“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就是说，任何时代的话语都非凭空而来，它总是对于已有话语资源的继承创新，这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有循于旧名”，就是直接沿用前人创造而至今仍具有生命力、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话语。二是“有作于新名”，对于那些今天已经失效而变得不合时宜的话语，就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和因袭，而应进行修正、改造和重建。如果对后者作进一步细分的话，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即所谓“旧瓶装新酒”，就是在原有语词外壳中填进新的内涵，整个概念从字面上看似乎是旧有的、传统的、为人熟知的，但内涵却有所偏离和变异，而这种偏离和变异也就意味着创新。一种即所谓“概念大换班”，当旧有的语词外壳已经无法容纳新的内涵时，那就势必遭到抛弃，进而打造新的语词外壳以适应现实，重新熔铸那种言说内容与言说形式相一致的语词概念。① 质言之，文学理论话语的更新有两条途径，即“有循于旧名”与“有作于新名”；后者又分两种情况，即“旧瓶装新酒”与“概念大换班”。而其中发生的种种嬗变及其内在机理恰与库恩的“范式理论”所勾勒的范式四阶段的转换暗合。 二、从“有循于旧名”到“有作于新名” 人们的语言运用总是从已有的话语开始的，对于“旧名”的遵循和沿用总是话语演变史的出发点。孔子将“信而好古”、“好古敏求”(《论语·述而》)奉为谨守勿逾的原则，声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其中就包含了恢复往古统绪、崇奉前人话语的意思。后来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写道：“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主张在发扬《诗经》“风雅比兴”传统的前提下兼收并蓄、择善而从，同时也表明了对于话语运用的立场。西方人有“言必称希腊”的习惯，贺拉斯在《诗艺》中教导人们：“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151)，“这种新创造的字必须渊源于希腊”(139)。17世纪新古典主义的立法者布瓦洛要求人们“首先须爱理性”，“一切要合乎常理”，他所说“理性”、“常理”，即指古希腊的传统。他还特地告诫诗人：“你尤其要注意的是那语言的法程，你在写作中再大胆也莫犯它的神圣”(294)。作为对于这一传统的致敬，后来英国批评家T.S.艾略特在倡导文学创新时，首先肯定一个事实，即无数优秀作家卓著成就的取得，乃是得到传统之助，他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看世界：“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我并非指易受影响的青年时期，乃指完全成熟的时期”(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