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3)15-0010-06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颇具中国话语特色的学科，在西方语境中没有直接与之对应的概念或范畴，加之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差异，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是否也存在思想政治教育一直备受争议。相比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的比较领域更容易受到质疑和责难，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同时这一领域直接受到迥异的民族倾向和不可比的世界观的影响，学科焦虑和身份困惑的魅影时隐时现。 近20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分支学科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于其独立的学科地位学界逐步达成共识。有学者指出，比较学科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一般要经历“事实研究”阶段、“关系研究”阶段、“本质和规律研究”阶段和“翻译研究”阶段。我国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目前大多数停留在“事实研究”、“关系研究”，“本质和规律研究”阶段，也还比较零散，“翻译研究”基本未展开。[1]“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突破，必须认清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发展中的羁绊，重新审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定位、理论与实践面向，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现状：研究取得显著成绩 近年来，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论者从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的长足发展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有关国外公民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品格教育、生活教育、价值观教育、共处之道教育、政治社会化的论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相关的专著和教材数量也大为增加；第二，国外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在理论上逐渐被引入，部分实践活动也逐步展开，例如一些中小学通过不同的途径进行公民教育；第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团队初具规模，如首都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以教材建设为契机，推动团队建设，对于聚集专业人才，整合研究力量，形成研究特色，具有重要意义。综合来看，近些年我国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取得的积极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对象与论域 目前学界较为一致地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各国(地区)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王瑞荪认为概括起来就是“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虽然涉及内容广泛、复杂、易变，但它的研究对象及范围是相对确定的，“有实无名”是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判断。因此，“广义论”即“大思政”或“大德育”的观点较为流行，如苏崇德就指出：“诚然，他们不大使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价值观教育、宗教教育等名目下，却从事了大量实质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2]王玄武主编的《比较德育学》亦是采纳“广义德育”的概念，即包括了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开展了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3]苏振芳认为，“我们可以对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对象进行比较确切的界定，即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是研究当今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各国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依据和目标的变迁发展，各国思想政治教育教科书的制定以及教科书的内容和形式，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手段和措施，等等”。[4]高峰则进一步强调，“从广义的角度来解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将属于本国本地区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都纳入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围，将外国(包括地区)思想政治教育看作是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5] 由此，学界所涉论域甚广，包括了爱国主义教育、法制教育、公民意识培养、个人道德品质修养、权利与义务教育、价值观教育、政治教育、经济政策教育、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教育、核心价值教育、思想教育、民主与法制教育、政策方针教育、道德教育、心理教育、生命教育、交往教育、诚实守信教育、国际意识教育等。国外思想政治教育善用“易容术”而增加了辨识论域的难度，但是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却依然清晰可见，或者说以国别(地区)为主题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实质上是政策研究，即西方国家推广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的策略。这是我们必须看清的一条脉络，否则就真的把思想政治教育当成普世的“科学”了。 2.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作用与方法 众多论者认为，对比较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研究，不仅是繁荣比较科学的需要，也是改进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相较于思想政治教育史和原理，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深化有赖于研究方法体系的完善。苏振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借助比较方法，对整理思想政治教育事实材料，发现思想政治教育新问题、新情况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主要通过“质的比较和量的比较”、“静态比较和动态比较”、“现象比较和本质比较”、“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等比较方法来实现。[6]高峰分析指出：“出于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内在规律与要求以及研究目的等方面的考虑，应当对比较研究的方法做出广义的解释。”[7]唐英分析认为，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包括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过程研究与效果研究、异同性比较研究与评价性比较研究，现象研究与本质研究。[8]唐克军进一步指出，在进行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时，不能仅仅孤立地考察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而应该在分析不同国家或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基础上，说明思想政治教育如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如何反映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9]杨威则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层次分析入手，认为应包括基本方法、专门方法和具体方法，并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10] 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体系与结构 构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体系与结构，是学者理论自觉和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从以下几部有影响的专著中可以窥见概貌。王瑞荪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分为四编，第一编“对象与方法”具有概论性质；第二编“通观比较”，选取了中国、美国、西欧、日本、新加坡进行国别介绍；第三编“专题比较”，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和作用，理论基础，培养目标，主要内容，实施方法，家庭、学校、社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宗教、社会舆论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作用，思想政治教育领导、组织、评估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第四编“综合比较”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性、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多样性，通过综合比较、借鉴，以达到提高的目的。[11]全书以概论开篇，按照“通观比较”、“专题比较”、“综合比较”来谋篇布局，体系完备、结构严谨。该书所提出的概念与基本框架、比较方法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后继者往往以此为思路，选取其一进行更为深入、精细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