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975(2012)03－0005－06 以1942年为界，延安文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性特征。既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文艺史、文化史传递着一个严重的错误观念，以为延安文艺的繁荣是在1942年以后，事实上延安文艺的繁荣分为两个阶段，两种特征。 1942年以前，一座陕北小城延安，四五万人口，出版报刊杂志60－70种，出版机构近10家，各类文艺团体大大小小数百个，专业作家、艺术家百余人，到处是歌声，时常有文艺演出，经常有美术展览，偶尔有街头朗诵诗会，不时还有与外界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窑洞门前，大学生辩论赛上，允许反方代表国民党的政治主张战胜正方代表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日常生活中，允许干部批评群众，也允许群众批评干部，更允许文人们特立独行地徜徉着。社会生活中有矛盾有抱怨是常态，判断一个社会肌体健康与否的关键，是允许不允许人们对矛盾表示不满，有抱怨能够发泄，进而妥善化解矛盾，逐渐消弭抱怨。盛唐气象就是有理想，有抱负，能牢骚，能抱怨。1942年以后，延安只剩下两三种报刊杂志，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几乎全部归并起来，活跃的是秧歌剧，倡导的是作家艺术家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让文艺服务政治，甚至服务政策。两个阶段，两种不同的文艺社会生态，显示出不同的时代环境对于创造力与执行力追求，带来文学艺术创作的不同影响。 一、延安文人，燃烧的火焰 陕北有星辰，延安文人是明星。 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后，丁玲、萧军、艾青、何其芳、柯仲平等一批作家先后到达延安，开启新的人生。不同于延安青年学生，他们都是某一领域的杰出人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带着各自生活方式特色，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观察延安，记录革命，思考未来，为延安火热的生活增添了炫目的光彩。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社会，“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被组织起来，闲散人员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来进行改造，所以社会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曾经在此生活过的人们，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这种境界。“我们住的窑洞的门，都是没有锁的，只由一个铁丝钩勾在里头。据说根本不用锁，只是怕夜里有狼进屋才钩住点。……人们外出时根本就用不着锁门，路上丢了东西也会有人送回来给你。”[1]翻检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经常可以看到报眼或边角处刊登的拾物招领启事，小到钢笔，大到骡马。 1939年底，一对年轻夫妇蔡若虹、夏蕾，经过七个多月的辗转跋涉，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重庆、西安等地，终于来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延安啊延安，你从艰苦中找得乐观，你从劳动中夺取幸福，你从战斗中获得安乐与发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别的名称叫你，我只能称呼你是个‘赤脚天堂’！”[2] 这些作家、诗人、艺术家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文协)和稍后更名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救亡协会延安分会(文抗)，以及鲁迅艺术学院，成为供给制生活下的职业作家、艺术家。“文协”、“文抗”也就成为现在全国“文联”、“作协”的前身。 由艾思奇组织、毛泽东经常参加的“新哲学学会”，范文澜、吕振羽主持的“中国历史问题讨论会”，萧军筹建的“鲁迅研究会”，萧三负责的“文化俱乐部”，以及“延安诗会”(艾青主持)、“延安评剧院”(张庚主持)、“鲁艺平剧团”(阿甲主持)、“边区美术工作者协会”(江丰主持)，等等，都非常活跃，活动不断。据清凉山新闻出版革命纪念馆统计，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报刊有近70种之多，其中报纸23种，刊物48种。这些报刊主要出现在1942年整风运动前的延安。 创刊不久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社论：《奖励自由研究》(1941年6月7日)、《欢迎科学艺术人才》(6月10日)、《提倡自然科学》(6月12日)、《努力开展文艺运动》(8月3日)，等等，详细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思想言论之自由发展是非常重视的”，并将“奖励自由研究”一项写入中共边区中央局5月1日颁布的施政纲领里。共产党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同时也不否认，各派的学者和理论家，只要他们能认真进行自己的研究，本着学术的良心来正视现实的问题，他们就能够对于真理的发现有所贡献”。[3] 敢于提意见，特别是提出批评意见，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自信和革命队伍的信任。有了这种自信和信任，才会有开放的胸怀，自由宽松的环境，积极进取的精神。 延安马列学院被称为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张闻天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身份，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主张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每次课程由教师主讲后，都安排学员讨论，鼓励大家联系实际，开拓思路。谁也不怕说错了话，彼此之间不扣帽子，更不记账。各班组各年级之间还经常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门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讲演开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辩论的话题有：抗日战争是持久论还是速胜论；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统一战线能否长久不变；希特勒是真才能还是假才能，等等。据当时经历者回忆，争论得十分激烈，时而引起哄笑，问题愈辩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认识都摆出来解决。“那种畅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虚心探讨，相互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了我难忘的印象。”[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