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I313.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019-06 文艺学、美学作为现代形态的学科，20世纪中后期才在中国得以建立和发展，但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及新文化运动将西方一些近现代学术思想、观念、体系和方法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日本的现代文艺学、美学学科也是在明治维新以来全面学习西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中日两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美学学科体系的构建都脱胎于西学的母体，受到西方近现代艺术观念、美学思想的巨大影响。不同的是，近代日本先于中国实行文明开化，完成了文艺学、美学的近代化历程，成为东方国家学习西方文化成功的榜样。加之日本是中国引进西方文化的最近之“桥”，自然而然充当了中国输入西方艺术观念、美学思想的“中间人”。相对于西方来说，日本更为直接地对中国文艺理论、美学思想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提供了借鉴。中国文艺理论家、美学家自日本引进和移植的近代文艺学、美学术语、概念、范畴，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美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无意中遵循着“西方—日本—中国”的运行模式和轨迹。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日本近现代文艺学、美学对中国现代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影响呢？本文就这一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学术影响是在文化层面上进行的。文化的核心是其结构，文化变异的根本层面也是其内在结构的调整。在影响的实际发生过程中，最深刻、最有力也最有效的是在基本结构层面上进行的东西。[1]85异文化能够对本土文化产生影响，为本土文化所接受，乃至在本土文化中生根发芽，并传播开来，也必须以发生在本土文化的结构层面上为前提。因而影响总是具有特定的“结构性倾向”。也就是说，当本土文化用自身的结构性方面来会解和转化异文化的东西，影响才是实质性的，有成效的。影响的有效发生，是影响者和接受者之间产生的复杂运作过程。一方面影响者具有先在的可取之处，存在施加影响的优势；另一方面，接受者又有接受影响的需要和能力。影响者固然可以以其自身优势对接受者进行启迪、规范并左右其发展动向；接受者依据其自身固有的文化和思想背景也可以对影响内容进行选择、阐释，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近现代日本文艺学、美学能够对中国现代形态的文艺学、美学产生有效影响，首先应该归功于日本文艺学、美学学科本身在近代发展壮大，具备了施加影响的优势和能力；其次与中国传统文艺学、美学亟待向现代转换的现实需要息息相关。更为重要的是，中日两国在文化结构上既具有共同性，又不完全相同，为影响得以发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一、近代日本文艺学、美学学科的发展和繁荣 1853年，美国海军舰队总督佩利率军逼近日本江户湾，日本面临着与13年前的中国清政府相似的选择——开国还是锁国。有着丰富应对外来新文化经验和能力的日本明智地发现了江户时代锁国两百多年的弊端，当机立断，开始了自上而下全面学习西方的热潮，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到先进的思想、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乃至西方文化，无不引而化之、用之。从1868年开始，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步伐和程度进一步加快、加大，借助“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以制度的形式巩固引进西学的成果。在此后约20年时间里，“文明开化”的强劲东风席卷整个日本思想界，“破历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的呼声高涨，英法的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天赋人权思想迅速在日本传播。在文艺领域，随着“洋风东渐”，西方的文学思潮也大量涌入日本。写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相继在日本文艺界上演。西方的美学、文艺学学科便是在这时候进入日本的。 著名思想家西周(1829-1897)因吸收孔德、穆勒的哲学和美学思想而撰写的《百一新论》在介绍西方美学思想方面迈出了第一步。接着他又在育英社中讲授“百学连环”，提倡“佳趣论”，并在此基础上写出日本第一部独立的美学专著《美妙论》，论述作为哲学的一个分科的美妙说成立的理由和研究对象、内外部要素等。本书的最大贡献在于赋予西方的美学学科一个名字，叫做“美妙学”，之后又经过“善美学”的演变发展而为我们今天通行的“美学”。紧随西周介绍西方美学、艺术思想的是中江兆明(1847-1901)。中江兆明翻译法国维隆(Veron)的《Aesthetique》(通称《维氏美学》)，成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翻译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的西方美学和艺术学理论著作。该书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和斯宾塞的进化论出发，排除观念上的理想美，主张艺术上的真实和个性，并将美学定义为“审美之学乃是谈论艺术之美的学问”，将艺术区分为“使人眼目愉悦的艺术”和“使人耳愉悦的艺术”，初步阐明了艺术之美的意义和本质。同时中江兆明还在该书中论述了西方浪漫主义与日本中世纪文学的关系，强调“文艺作品之美，在于作者的个性明显的显现”[2]294。这些著作与其后的其他西方美学译著一起，为日本摄取近现代西方的艺术精神，对日本近现代美学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治时代，西方近代文学中的几乎各种流派都曾在日本文坛匆匆走过。有人甚至说：“日本是世界文坛的支店，只要看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坛，就能够晓得世界的文艺如何变化，如何的推移，可以说：近代的日本文坛，片刻不曾放过注意的眼来应此去彼来的欧洲新作品，新思潮……”[3]76这是很切合实际的看法。日本文艺理论界长期保持了对理论的极大热情，既努力译介西方几百年来的文艺理论，又着力解决国内现实的文艺问题。到明治中期，由于新兴的文艺运动向美学求取其理论基础，客观上需要一种给予文艺活动以准绳，并给文艺活动奠定理论基础的学问，几乎所有作家都涉足理论领域。他们与专门的评论家、理论家以及大学的文学研究者、教授共同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这支队伍的主要任务便是引进西方美学、文艺学以创建适应日本新兴文艺发展需要的文艺学学科。文艺创作的繁荣带来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发展，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促进了文艺创作的进一步繁荣。这种情况的结果便是，日本仅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用四五个世纪才走完的文学历程。
